在儒家思想的深刻洞察中，对于人性与文明构建的理解展现了一种精妙而平衡的视角。具体而言，小人往往倾向于 “藏私”，即损害他人以利己，这违背了儒家所倡导的和谐共生之道；君子则不同，他们 “不藏私”，践行推己及人的高尚情操，将个人的善意与关怀延展至他人；而圣人则达到了 “無私” 的境界，其大爱无疆，超越了个体与小我，展现了最为广博的仁爱之心。儒家在构建文明的过程中，既明确反对极端化的 “原子個體的自私”，这种自私忽视了社会联系与责任，也警惕着 “無差別的聖母心”，后者虽看似无私，却可能因缺乏实际考量与界限感而陷入空洞与不切实际。在儒家看来，爱的价值排序应当遵循一种由近及远、层层外推的逻辑。这种排序始于小共同体，如家庭、亲友圈，随后扩展至中级共同体，如社群、邻里，最终推向更广泛的大共同体，乃至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这一过程，正是对 “愛有差等” 这一人性现实的承认与尊重，它正视了情感的自然流向与人性中 “情之所不能免” 的部分。基于此，儒家强调，唯有在尊重每个人合理 “私” 权的基础上，方能真正 “成天下之公”。这里的 “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意指通过整合并协调每个人的合理私欲与需求，达到社会整体的和谐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反之，若以 “公” 之名行践踏 “私” 之实，最终非但不能实现真正的 “公”，反而可能催生虚伪与不公，即 “大偽”。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在文明构建上的智慧，体现在其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理解与包容之上，既倡导高尚的道德情操，又尊重个体的合理需求，力求在公私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正如作者所言，「墨家、基督教這類想要將大量原子化的陌生人形成新的大共同體的努力，往往在發力上缺乏靠譜的邊界感，用力過猛的同時，就是在設教一開始就陳義過高，違背了人的自然本性，到後來稍微向自然狀態轉型，就進而產生出一系列的大奸大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