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的声音即上帝的声音”—— 这句古老的格言在民主制度中被广泛引用，却经不起仔细推敲。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在 1925 年出版的《幻影公众》中，对传统民主理论发起了深刻挑战。作为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人，作者李普曼以冷静的笔触剖析了民主政治的核心假设，击碎了公众全知全能的神话。近一个世纪后，这本著作仍以其犀利的洞察力，为我们理解当代民主困境提供着关键视角。作者的基本论点是：建立在民众广泛参政基础上的传统民主只是一个神话。他认为，普罗大众往往缺乏足够的知识、时间和精力来充分理解复杂的政治议题，因此并不具备有效参与治理国家的能力。在这个观点下，所谓的 “公众” 更多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大众意见多半是短暂且缺乏深思熟虑的，很容易受到舆论的影响和左右。“他们并非局内人，只是如同你我的外部旁观者，就像是坐在剧场最后一排的观众，观其影却不不闻其声。” 作者这样形容公众在政治过程中的真实地位。作者将社会分为两种人：少数的 “代理人” 与大多数的 “旁观者”。实际的政治运作是由少数代理人 —— 专家、官员、政治家 —— 主导的，而公众就像是旁观者，他们并非真正关心公共事务，也大多没有能力理解和参与决策。这一观点直指民主理论的软肋：在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中，普通公民如何能对从宏观经济政策到公共卫生应对的各种专业问题做出明智判断？作者毫不留情地指出：“实际执行的工作，不是公众的职责。深入问题本身是非曲直的工作，不是公众的职责。预测、分析和解决问題的工作，不是公众的职责。”

沃尔特・李普曼的《幻影公众》，放在他出版的年代算是一本 “反动” 的作品，因为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公众舆论并不能代表社会的真实声音，不加分辨地让大众参与政治只会让民主走向灭亡。李普曼是 20 世纪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和政论专栏作家，公众舆论在美国政治中的比重极大，因而优秀的新闻记者往往也踏足政圈。李普曼经历了美国国内为了动员民众参与 “一战” 而钳制乃至制造一种虚假的公众舆论的国家级信息战，对于美国民主的发展趋势担忧而对美国知识界对于民主思想的理解大为不满，故而在 1923 年写下了这本《幻影公众》。欧洲文明和延伸的美国文明总是将 “民主制度” 追溯到遥远的古希腊时期，但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拥趸对于 “民主” 这个概念的理解，大致可以中国的一句民间俗语概括：“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而李普曼的观点则是：就算是三百个臭皮匠也不能像诸葛亮一样治理国家，治理国家必须由专业人士负责。如书名 “幻影公众” 所言，李普曼认为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个全知全能、代表整体社会的 “公众团体”。第一、“完美公众” 实际上是一个近代自由主义炮制的神话，启蒙主义者将欧洲对于上帝的崇拜转移到了国家的崇拜；而自由主义者又将国家崇拜进一步简化狭隘成了对于 “公众” 的崇拜，而正如基督教对于 “上帝” 的膜拜一样，真实世界并不存在任何一个能够代表 “公众” 的对应物，去具体分析和辨认 “公众” 的本质也被认为是一种大逆不道，这必然导致狭隘的民主观将国家带离现实主义的政治道路。第二、“公众” 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繁杂、利益诉求难以统一的复杂网络。全盛期的美国相比建国时的 “十三殖民地” 拥有更多的人口和更广阔的国土，这导致美国建国时设立的制度并不能够应对社会由于人口和面积急速增长而诞生的几何型复杂化情况。随着工商业的发展，社会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分工逐渐细化，利益诉求逐渐碎片化，即使是民意爆发导致的集体社会运动，其本质也是无数 “沉默的大多数” 的诉求被隐藏在社会运动家的单一口号之后，故而公众舆论变得不愿意也不可能去反映社会的真实问题。第三、“公众” 在宏观层面是被控制和利用的，公众舆论只能固化和加强社会的不平衡，而不能像民主崇拜者理想中那样制衡暴政。亲身经历一战美国舆论管控的李普曼指出，相对于政治的包罗万象，个体选民的认知是短浅而且片面的。不仅在新闻传播层面，公众所看到的信息都是被事先设定的议题；在国家动员层面，舆论也只是军事动员的同态体：美国的政党机制看似是给了公众选择权，实际上是限制了公众参与政治的有效性，诸如游行抗议之类的社会运动只是对于政党既设议题的 “时候追认”，而那些真正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大型利益团体却在这个过程中置身事外。李普曼进一步指出，美国民主制度的落后可能会裹挟公众舆论破坏民主，造成专制 —— 一方面在选票政治中，民众的动员意愿被煽动，政治能量却被压制，这导致民间对于政府机构的不信任与日俱增；另一方面 “一战” 爆发唤醒了各国的民族主义激情和工商业发展，而美国既有的民主制度无法应对国际的军事压力和国内的劳资矛盾，故而只好以 “外挂” 的方式扶持了既有体系之外的军事组织和官僚机构，而这些 “非建制” 的政治力量极有可能与公众舆论的民粹思潮合流成反体制的非民主力量（这种情况并非美国独属，《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民众基础》一书述及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原因，与本书有类似观点）。对于这种民主政治的危机，李普曼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让专业的人去处理政治问题，民众则应该在程序范围内学会监督政府。李普曼认为任何公民都应该清楚区分极小的专业领域和极大的非专业领域，公民教育和公职教育应该划分成两个系统。对于普通民众，他们不能直接参与行政工作、无法洞察专业问题背后的价值、不需要关注政治具体细则的功用，他们所需要做的是判断各大社会机构是否在程序规则内行事，如有任何一方试图扩权，公众才可以利用其他合法机构的力量表达反对意见，要求权力重回均衡。而专业政治官僚则需要尽可能维护既有程序，“设计抽样方法、确定判断标准”，并且培养公民正确使用建制力量参与政治。李普曼认为，“最好的社会是人们都有自己的目标并能够以最小的挫折感来实现的社会，” 这一点和我国总设计师所说的 “有小民主就不会来大民主”，都是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政治哲学思考。但是现实地指出 “人都是不可靠” 的人都是不受公众欢迎的，因此李普曼的《幻影公众》理论最终被约翰・杜威乐观派的 “有民主总好过没民主” 的调和观念给打压了下去。依照《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的内容：美国的社会观念与教育就是在这种非理性乐观的教条下不断被劣化和堕落的。虽说如此，李普曼的批判大概也不是一条光明大道，如果民主制度的崇拜者是遵循了基督教传统将国家 / 社会 / 公众抽象为了神格，否定了任何人为干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李普曼的 “技术官僚” 路线似乎也只是把欧洲中世纪教会组织形态搬到了现代国家的境况，他过分强调了专业人士的社会责任和权力，过分贬低了国家传统和基层民众对于宏观政治的影响力。无论是不把人当人，还是将人过分当人，（可见未来内的）社会终究是人构成的，这两端的理念之争也将一同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螺旋上升而此起彼伏。2025.12.12 14 点 21 分 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