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失败是成功之母。在很多时候，这话是错的。大部分情况下，小的成功更容易激励人们继续尝试和努力，而突如其来的失败只会让人们体会到挫败感。在很多时候，成功反而可能是失败之母。人们也经常说到，只有从历史中学习经验，吸取教训，才能避免在未来犯错误。遗憾的是，人们并非总是能从历史中吸取正确的启示，他们更容易误读历史，或是仅对历史有片面的了解。一位历史学家曾经嘲笑拿破仑入侵俄国：拿破仑的确研究了历史，但他学习历史只是为了更好地第二次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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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巴里・埃森格林教授既研究国际经济学，也研究国际政治学，尤其在经济史方面建树最多。他的《黄金镣铐：金本位和大萧条》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研究大萧条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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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新作《镜厅》讲述的就是人们如何认识和误读金融危机的故事。1929-1933 年大萧条和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是我们经历过的两次最为重大的金融危机。这两次危机在很多方面极其相似。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把这两次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更为巧合的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美联储的掌舵人本・伯南克，以及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研究过大萧条的历史。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大萧条的历史教训，这一次，决策者是否能够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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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当然能够做得更好。在大萧条之前，还没有成熟的宏观经济学，人们对金融危机的认识是朴素而粗暴的。对当时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而言，市场经济是自然规律，如同风暴和海啸的到来，是人力所不可违抗的。国际金本位制将各国经济焊接在一起，当时的决策者并不看重宏观政策自主性，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他们可以坦然接受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和飙升的失业率。他们相信，金融危机时期企业破产是件好事，这正是 “优胜劣汰” 所必须做的。用美国胡佛总统时期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伦的话说，破产是必须的，是要 “将腐烂的部分剜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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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央银行家信奉真实票据论，他们认为中央银行只能提供与经济活动之所需相匹配的信贷，当经济繁荣的时候，央行会提供更多的信贷，而在经济出现萎缩的时候，央行会减少信贷的供给。他们认为银行倒闭和企业倒闭的性质是一样的，政府没有救助金融机构的义务。政府要严格坚持财政纪律，财政赤字是一种罪恶，即使经济出现了危机，政府也必须紧缩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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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掺杂了清教徒的严苛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冷酷的政治哲学导致决策者在遇到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时无动于衷，冷眼旁观，到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后，又转而陷入歇斯底里的恐慌，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和失误，政客们纷纷把其他国家视为替罪羊，以邻为壑的 “贸易战” 和 “货币战” 最终将各国拖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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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决策者确实做得更好。由于吸取了大萧条的教训，他们避免了最糟糕的结果。当雷曼兄弟倒闭之后，他们果断出手，不惮以 “社会主义的方式” 拯救资本主义，为金融机构注入大量流动性，几乎将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都变成了 “国有金融机构”。当经济跌入谷底之后，他们联合起来，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尤其是实施了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政策，以非常规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发达国家邀请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加入 G20，各国政府抵制了以邻为壑政策的诱惑，加强协调和对话，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