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可国家记忆是一个真概念，就意味着承认 “国家” 是记忆的主体；但 “国家” 作为主体并不等于 “国家” 就是一个扩大了的个人，或者国家记忆就是个体记忆的数量级相加。更恰切地说，“国家” 作为记忆的主体，是集体性的主体，是象征性的主体，是功能性的主体。集体性在于记忆的结构和框架，象征性在于记忆的精神和意识形态意义，“功能性在于承载形塑和传承记忆的职能”。套用福柯对 “有关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 的解释，“国家” 作为记忆的主体或称 “国家” 的主体性，实际上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国家如何生产知识、理解历史？（2）国家如何运用权力、建构记忆？（3）国家如何规范道德、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记忆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三个问题都关系到国家对记忆的规定、建构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实施记忆政治的问题。它们的答案互有交叉，又各有侧重。围绕记忆粗略地概括，第一个问题意味着国家如何规定记忆和运用记忆，第二个问题指向如何形成国家记忆，第三个问题则等同于国家记忆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什么。在前面我们厘清了国家记忆之 “国家” 的复杂能指，下面我们就将转向对国家记忆之 “记忆” 所指的考察，看看在以记忆为核心的 “家族相似” 概念中，国家记忆处在什么位置上，是什么含义，以及有哪些不同的生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