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从诸侯到帝国》。以利字切入，以道势术为线条，勾勒出自夏大禹至秦崩间的风云变幻。历史人物不是非善即恶，失败人物也并非弱智，道势术，人能做的就是尽力打好手中的牌，在起到好牌时毅然登顶。其实解剖历史也是差不多：地缘、经济基本盘、权力分布以及文化，这几条是最基本的切入点。也可以说，历史其实就是一份王朝的验尸报告。中华文明与同处于这个世界的基督教文明以及伊斯兰教文明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她的文明疆域与政治疆域是基本重合的，并且在两千多年中，这种大一统一直是常态。而后两者则恰恰相反，在多数时候她们都是在一个文明圈内存在数个国家，统一的大帝国对她们而言仅仅是历史中的一小段插曲而已。换句话说，中国之所以为 “中国”，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她的 “大一统”。在当时，牵头联合治水的是一个由四大部族组成的联盟，他们的首领分别是：居于领导核心的禹，以及契、稷、伯益。有意思的是，这四位正分别是后世夏、商、周、秦四朝的先祖。在治水期间，为了协调各个部族，于是有了最早的上下级服从体制；为了保证治水的后勤保障，必须无偿的从各个部族手中征调粮食、布匹，于是有了最早的贡赋制度【算是税收制度的前世】。治水工程完结之后，四大部族都接收了舜帝的赐姓：禹部族姒姓；契部族子姓；稷部族姬姓；皋陶、伯益部族赢姓。上古时期的 “姓” 与后世并不是一个概念，它由一族人所共有，一族有姓，即说明他们对所在区域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荣誉和权力，也就是说，姒、子、姬、赢四族是当时中国大陆地区最为显赫的大族。陕西省的关中盆地可能是这颗星球上最理想的帝国孵化基地，或者说是那枚最完美的 “鸡蛋”—— 回顾历史，周、秦、汉、隋、唐皆出于此地，不夸张的说，得关陇者有望得天下。关中地区在地理上是一种半封闭式的结构，秦国丞相范雎曾这样描述这一地区：“大王之国（秦），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陂，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在平定叛乱的时候，原本位于今天山东曲阜的奄国，因为是商王盘庚时代的商朝国都，所以对周的反抗最为激烈，与周的战争打了整整三年。周公旦对他们的报复行为则显得异常血腥 —— 所有的奄国男丁都被下令施以宫刑之后沦为了奴隶，在此之后，才有了 “阉割”“阉人” 这些词。“统、治” 分开。所谓 “统”，即国君对全局的统御，简单说，国君需要做的无非三件事：官员的任免，赏罚，决定战和（像将领授予统兵权）。而 “治”，则是至具体的事务执行。新的政体下，魏国由丞相开府总览政务，丞相上对国君负责，下领导百官。同时国家机器被进一步的细化，每一个职位的责权界限都予以明确。后来的《史记》中，连豫让、要离之类，对历史大势其实并无影响的刺客都有列传，可是对李悝这样一个影响后世数百年的重要人物，司马迁却提及甚少。如此反常的地方，恐怕也是源自 “平籴法”。汉武帝时，桑弘羊所推行的 “平准、均输” 之法，事实上就是李悝平籴法的翻版。司马迁之所以受宫刑，为李陵辩护仅仅是个导火索而言，根本原因是他代表贵族阶层强烈抵制 “平准均输” 政策。吴起在获得魏文侯任用之后，为魏国建立起了 “魏武卒” 制度，这个可以说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创举。魏武卒采取募兵制，面向全体国人招募兵员。魏武卒招募的标准异常苛刻，普通士兵必须能身穿三层铠甲，头戴铁盔，腰配利剑，肩抗长矛，再背一支十二石的强弩，带 50 支箭，背三天的口粮，在这样的负重条件下，半日行进一百里。后来卫鞅所制定的《秦律》，其基本思想上脱胎于《法经》，但《秦律》无论是完备程度还是思想体系、细节把握，都远要高于《法经》。这样就造成战争史上一个奇观：秦军对魏国三战三胜，可是战胜后却没有夺魏国一个城池、一寸土地，打完就回来了。然而对孝公和卫鞅来说，他们的既定目标已经实现。这个时候如果贪图小利，夺占土地、城池，反倒会把魏国的战略重心从中原之地转移到秦国身上。商鞅亲自指挥秦军多次对魏国发起主动进攻，虽然并未夺得多少实利，并且最后一战以失败告终，但在秦的军功受爵体制下，培养出了一个拥戴变法的新的精英阶层，同时也巩固了商鞅在秦的地位，使他最终升任秦国的大良造，这位秦的第二阶段变法铺平了道路。秦王驷最终采纳了司马错先取蜀国的建议，这一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在秦王稷【秦昭襄王】时代最终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国家财富。在蜀郡太守李冰的直接操持下，秦国在成都平原修建了惠及今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 由此成都平原才有了 “天府之国” 的名号。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的毛病，在赵国身上基本都可以找得到：民间崇尚血亲复仇，私斗、私刑极其普遍；上层的政治斗争同样异常残酷，政变、兵变频频发生，在赵灭亡之前历经十二代国君，而大规模内部动乱则有十一次之多。其中赵武灵王在位期间曾连续两次发生政变，在第二次政变中，国君竟然被困在沙丘行宫中活活给饿死，而由他所推动的以 “胡服骑射” 为名义的内部改革，也因此被中断；而老将廉颇，也同样是由于内部政治斗争，最终不得不逃亡到楚国。七大战国之中，楚国其实才是灭国数量最多的国家：只在东周时代就共计灭国 40 多个，西周时期被楚吞灭的小部族更是不计其数。与北方地区不同，楚国的灭国策略采取的是 “两条腿走路” 的模式：对于周边的小国或部族，楚国采取了常规的军事兼并模式，这一点和北方的诸侯国没有区别；而对于距离遥远的国家、部族，楚则采取的是一种 “准和平” 的模式，这种模式有点类似于古波斯帝国的薛西斯所采取的政策 —— 只需要你 “献出土与水”，即通过武力威慑换得对方形式上的臣服，但无需交出治权。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贵族封主们短期内或许可以 “同仇敌忾”，但只要时间一长，矛盾便会再度表露出来 —— 军队长期对峙，粮草消耗各家如何分摊？家族私兵，谁家的位置该有多高，谁家该去舒服点的地方驻防？谁家的封地被秦国占着，更是跳着脚要求项燕快点决战，好让自己能快点回老家…… 公元前 221 年，随着秦军开进临淄【齐国都城】这座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秦国历时 15 年的灭国之战正式宣告结束。自商鞅变法【公元前 356 年】开始，在 7 代君主 135 年的时间里，秦共计大战 65，全胜 58，斩首 150 万，拔城 147 座。在南方吴越、百越地区并入帝国版图之后，秦国开始在当地进行 “移风易俗”，使伦理道德与内地统一，是为 “人同伦”—— 始皇帝曾在泰山刻下 “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糜不清净，施于后嗣” 的字句。究其根源，南方地区当初尚未完全开化，两性关系相对比较 “豪放”【在解放初期，我国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依旧保留有走婚之类的习俗】。这样一来，社会基层就很难形成稳定的家庭，也就难以形成以户为基本单位的自耕农经济体，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以氏族为单位的经济体，普通人必然会对族长等地方势力产生人身依附关系。这样一来，国家的大一统无法真正落实到最基层，最终也将有名无实。与此类似的是，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推行的两部法律，一部是《土地法》，另一部便是旨在破除宗族干涉家庭的《婚姻法》。当这一系列国家工程集中于一个很短的历史时期，投资过热便随之出现，而如前所说，这就意味着消费和生产两个环节因此会受到挤压。秦朝时期，中国总人口数大约在二千万人口，各项国家投资项目，征发人口总数不下三百万人，也就是全国 15% 人口，更遑论这 “15%” 多是青壮年，是农耕时代最优质的资源，生产环节由此必然要受到影响。韩信在井陉口也打了一场背水一战，但那与其说是利用心理，倒不如说是利用地形 —— 韩信利用井陉口的山谷地形，使得赵军难以展开，从而抵消了对方的数量优势，而背水列阵最大的贡献，其实是使对方无法从背后偷袭自己，这样一来韩信就无需留预备队了。你要搞国家资本主义，最起码一点需要统合经济权，而在当时莫说是统合，东林党掌权之后干脆以 “与民争利” 为由抵制朝廷收工商税，最严重时浙江一省茶税竟只能收上 20 几两银子。而此时明朝必须同时面对西北地区的自然灾害和东北地区后金崛起带来的边患，这些都需要钱，而原本靠商业发展异常富庶的东南却在士大夫集团的庇护下不用缴税，那么这个负担就只能落在西北地区的贫困农民身上，而由此最终激起了西北农民起于，这才有了后面的闯王进北京。连起码的国家运行都无法保证，又何谈发展什么国家资本主义？

不知是出版商的问题还是得到的问题，感觉没有经过充分校对，错别字百出，阅读体验大打折扣

《从诸侯到帝国》如果你看过作者的《权力密码》那么这本书其实没有太多看的必要。很多的内容都差不多，没有太多新的东西。如果你是为了物质，那么无可厚非，如果你还有更高的追求，建议你不要总是这么做，宁缺毋滥，本本精品才是学者的态度，如果仅仅是心灵鸡汤，那么怎么熬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