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本书将视角放在游牧民族上，夏、辽、金、元，在本书中担当起积极和正面的主要角色，由它们来贯穿从唐到元这一时段的中国史进程。这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之间的区别：一种是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模式，另一种则是从汉地社会边缘的内陆亚洲边疆发展起来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后者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陈寅恪早已论证过，隋唐制度有三个渊源。其中梁陈之制当然是汉式的；西魏北周之制是胡汉杂糅的混合制度，但它对隋唐制度影响最微；北魏北齐之制才是它最重要的来源，而其主要成分，则是通过士族之家学传承接续而来的残存中原之汉魏文化、东晋南齐之礼制以及保存于河西的汉魏西晋文化。唐代制度体系，是融合了不少胡文化元素于其中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事实上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形成，与乾隆皇帝的统治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清朝的后半期，消灭了你死我活的夙敌准噶尔汗国，名其地为 “新疆” 即新领土，从而形成了包括西藏和内外蒙古在内的广大国土。那是 1757 年以后的事情。其后到 20 世纪，外蒙古在苏联的影响下成为独立的国家，台湾成为现在的状态，其余的部分基本上进入人民共和国的控制。就是说，今日国土的形成本身与大约二百五十年前的历史颇有关系。突厥系沙陀族，在华北建立了军事政权。中华王朝史所谓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北汉也属于这一系统。另一方面，转向欧亚大陆的西方来看，以回鹘解体为导火索，突厥系的人们相继开始迁徙，最终由塞尔柱游牧集团在西亚称霸。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从此展开了直至奥斯曼帝国的大约九百年的 “突厥・伊斯兰时代”。欧洲的所谓文艺复兴，其从神学的精神向合理的思辨之转变、由资本主义产生的注重实际利益的观念等等，如果没有来自以蒙古为中心的 “巨大东方” 的影响，那么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难以想象。其渊源的很大部分恐怕就在中国。安禄山的一生从独特的成长经历开始，在随坎坷命运漂泊的少年时代，曾作为盗羊贼险些被杀，却幸运地成了军人，靠自己的才能和手段平步青云，在前线无数次立功后又吃了败仗，被问责而定为死罪，又因玄宗之令而九死一生，其后摇身一变被破例提拔，在权术之地的宫廷和官场拼搏，直到将庞大的军事力量握在手中，以建立新国家为目的最终崛起，将旧主玄宗及唐王朝逼到了危险的境地。可是他失明了，又为病痛所苦，眼看野心就要实现，却因儿子的谋害突然死去。实在是痛快且波澜起伏、极富戏剧性的一生。作为一代风云人物或是充满英雄志向的破天荒人物，可以说即使在世界史上也不失为少有的奇类。关于安禄山的出生，有传说记载，身为女巫的母亲向突厥军神轧荦山祈祷后怀孕，他出生之际红光普照，妖星落在了其母的穹庐上。因为出现了太多奇怪的现象，母亲认为儿子是 “神”，遂起名为轧荦山。这里就算有些想附会亚历山大传说的倾向，或许并不牵强。这个 “英雄传说” 或许是因安禄山之名而产生的。组成了以呼罗珊的伊朗人为主的革命军，一时席卷了伊朗大地，向伊拉克发动进攻，击溃了倭马亚朝的军队，革命成功，于 750 年建立了以赛法哈为第一代哈里发的阿拔斯朝。顺便说一句，那次怛逻斯河畔的战役，就是很仓促地于第二年发生的。西边出现了阿拔斯朝，东边出现了安禄山、史思明的新国家运动。西边成功了，而东边却以失败告终。然而，不论在亚洲的东方还是在中东、北非，新时代的门户同时在渐渐打开。把过去发生的事情不仅仅视为 “死去了的过去”，而是作为人类一路走来所获经验和智慧的宝库使其得以复苏，并在今后发扬下去，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谓历史研究的存在意义之一，显然就在于此。这里所说的历史研究，是指突破传统文、理科的框框，运用可利用的一切数据和方法来进行的综合学科型的研究。回顾 “安史之乱” 后的变化，可知这个时代确实是处在分权化的状态中。而且，这种分权化不仅出现在中华，还逐渐覆盖了整个草原世界以及亚洲东方。就是说，8 世纪中叶以后滚滚的历史潮流正奔向多极化和分极化。再者，不容忽视的是，这种趋势在唐室断绝后仍在继续。如果将称为 “五代” 的大约半个世纪也算进来的话，可以说 “分权化时代” 在包括中华在内的广阔世界存在了总共二百年之久。契丹帝国几乎是耶律阿保机这个人一生的 “事业”。他在唐室断嗣的 907 年以三十六岁之龄当上了契丹的 “可汗”，又在 926 年以五十五岁之龄意外辞世，其间共二十年。他将此前只是非常松散的部族联盟的契丹族，一下子推上了 “国家” 的地位，屡次派兵征伐东西、南北，创建起了跨种族、跨地域的 “帝国”。在他这一代，不仅是契丹，就连内陆草原乃至亚洲东方的形势都为之一时大变。李嗣源（等人）本是生于代北之地的无姓之人（即至少不是汉人），十三岁时因骑射出众而被朱邪赤心发现、选作 “近侍”，随后进入其子李克用的帐下。后来在千军万马中成长，锻炼为神勇之将，以至于比他年龄大不了一轮的李克用称赞道：“吾儿神人也。” 幽州救援之际，他虽然已经五十一岁，但是其无比强悍仍然声振草原和中华，他以对 “族长家族” 三代人的无限忠诚和耿直的人品，受到了所有人的爱戴。而且，李嗣源本人也是一见到中意的人，就会一个个地认作自己的 “儿子”。正当西征军席卷东欧、准备从匈牙利草原向西挺进之时，拔都于 1242 年三月接到了皇帝窝阔台去世（1241 年十二月）的消息以及西征军撤兵的命令。西欧的基督教世界，在即将毁灭的前夕得到了拯救。忽必烈却打算把拥有广阔耕地和众多从业人口的中华世界全部纳入进来，建立一个兼具蒙古高原游牧军事力量和中华本土经济力量的超地域政权。为此，他将政权的中心迁往连接两个地域的内蒙古草原和中都一带，创造出一种朝廷和军队按夏冬季节在其间移动履行职责、既能保持军事力量又能掌握经济力量的新模式。中华所积累的各种各样的智慧、技术、手段，很多都在蒙古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然后被散布、传播到世界上。常说的火药、枪炮、指南针、印刷术等自不待言，纸币的使用、以银本位核算的经济、产业型社会、海洋和航海的组织化、跨国境自由通商等，总之资本主义特征的事物，也从这一时期开始了 “世界化”。另一方面，中东以西的知识、学术、思辨和技能也整体进入中华。显然，人类史和中国史在这六百多年间都大大地向前迈进了。蒙哥本人是个能讲几个国家的语言、热心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奇人。东起开封、四川，西到斡罗思和高加索等地，大概所有古今帝王中没有像他那样足迹广泛的人。话语不多却富于决断力和行动力，就是作为军事将领和政治家也是个大人物。

原来是想了解一下五代十国这个时期的历史的，不小心就打开了这本讲谈社出版的历史书。作者是日本人，所以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给我们中国人一个额外的视角。以往我们总是认为秦汉唐宋元明清，这是中华历史的一脉相传，在这个正统之外，全是夷狄。事实上，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多元化的，各种民族相融合的集体概念。而塑造这个概念的过程就在这一段段农耕与游牧、中原与草原、南方与北方的相互竞争、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中。从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与辽、再到宋、金、西夏、大元，这段时期我们的视角如果只放在宋朝这里，就会显得视角狭隘，而如果我们放眼到整个大中华的版图上，就能够理解，中国能形成这样的大一统版图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本书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可以说，来自草原的征服者是这个局面的参与者、推动者，甚至是塑造者，当然最后也都一同融入到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之中。

回过头来观察 “中国”，可知巨大正是其第一要素。那么，赋予现代中国这一特征的巨大化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对于这一问题，可能有几种不同的回答。纵观历史，人们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巨大的。“地大物博” 是 “中国” 的基本特征，这种一般认识尽管朴素，但却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