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确实是写的很乏味，简史写成这样，也真不简单。那就利用这个地方，说一下我对这段时间网上热门话题的一些想法。当网络空间里 “西史辩伪” 的声浪四起，当 “民科” 与 “官科” 的论战不休，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场关于历史真伪的集体焦虑中。造假，这一人类文明如影随形的幽灵，确实曾在不同时代、不同文明中留下痕迹 —— 从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史》神话，到《弗莱德加编年史》的杜撰篇章；从李自成起义时 “十八子主神器” 的民谣谶语，到明清文献中真假难辨的皇帝诏令。面对这些迷雾，我们当如何自处？是愤然 “一竿打翻一船人”，还是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沼？或许，真正的智慧在于培养一种 “疑之有度” 的历史理性 —— 既不轻信，也不盲否，在批判与建构之间寻找那微妙的平衡。怀疑，是通往历史真实的必经之路，是抵御思想蒙昧的理性之光。笛卡尔以 “普遍怀疑” 为基石，开启了近代哲学的大门；顾颉刚发起 “古史辨” 运动，以 “层累造成说” 撕开了上古史的神话外衣。没有这份清醒的审慎，我们如何识破《色诺芬远征记》中可能的美化？如何辨析《尚书》今古文之争背后的思想角逐？正如陈寅恪所言：“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质疑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在众声喧哗中守护思想的尊严。然而，当合理的怀疑异化为 “怀疑一切” 的偏执，当个别的伪证被放大为整个文明的虚无，我们便从理性的高地坠入了非理性的深渊。“西方伪史论” 中不乏此类极端倾向 —— 因金字塔建造技术的存疑，便全盘否定古埃及文明；因古希腊文献传承的复杂性，便断言整个古典时代皆为虚构。这种 “发现一处造假，就彻底否定一个文明” 的思维，无异于因噎废食。它违背了奥卡姆剃刀的简洁原则，以更复杂的阴谋论来解释历史；它陷入了 “以今度古” 的误区，用现代标准苛责古人。历史考证讲究 “孤证不立”，而当我们将自己置于 “万物皆伪” 的审判台上时，我们实际上已经关闭了理解过往的大门。真正的历史智慧，在于把握 “疑” 与 “信” 的辩证法则。我们当以建设性的质疑取代破坏性的否定，以证据链条的构建替代情绪化的全盘推翻。对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传奇，我们既不必全然相信古典史家的溢美之词，也不应因其记载中的矛盾而否定其历史存在，而是通过钱币学、考古发现与多文献比对，在神话与真实之间勾勒出尽可能接近原貌的图景。正如王国维提倡的 “二重证据法”，让地下文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这种开放而严谨的态度，才是我们面对历史应有的姿态。在信息爆炸的后真相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成熟的历史观 —— 既能以锐利的目光穿透重重迷雾，又能以包容的心态理解文明的复杂性。当我们站在时间的此岸回望，不应满足于简单的真伪二分，而要在怀疑与信任、解构与建构之间，找到那个既能守护真实又不窒息想象力的平衡点。因为最终，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恰恰定义着我们自己文明的深度与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