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讲述了关于一个人的心理与身理的斗争，也是意志与疾病持续的对抗过程。斗争的目的是告别痛苦，而对抗的目的在于共存。这些痛苦来自意外创伤、疾病、分娩和死亡，但同样也来自社会文化层面。如果前者是一系列生理疾病的痛苦，那么后者则是根植于精神上的 “理性病”。  “有成百上千种方法让一个人摔断腿，却没有两张乳腺癌诊断的片子是相同的。我的癌症不等于你的癌症；我的骨折不等同于你的骨折。疾病，尽管有它的分类和语言，对每个病人来说就像他们的指纹一样独特。它不是通用的；它抵制同质性。它不仅与生物学有关，而且与社会性别、政治、种族、经济、阶级、性和环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另外作者在本书中数次提及在医患关系中，患者常常感到没有尊严，每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被轻易的 “物化”。医疗系统由于高度崇尚理性、讲求实证，往往会忽略患者的主观体验。这并不意味着医生都是不通人情的冷面刀客，而是在医学这个系统化的理性框架下，没有提供处理人们精神、情绪等涉及 “价值” 的工具。它只负责处理 “事实”。其实理性本身就是为了能让人区分出自我与他者。从理性的角度看来，任何他者都是客体。有生命的，无生命的，都是如此。且理性作为一种思维的工具，主要就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评判标准，就是是否有效。在理性来看，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因素都应纳入分析考虑。而对解决问题贡献较少的，通常就不做过多的考虑。这就造成了格利森笔下的医生，往往冷漠得像个治病机器。因为理性病让他们置身事外，让他们只关注效果。过程中的体验、尊严、情绪等诸多价值判断，对治病的贡献度较低，因而被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