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步履稳定地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经济规模足够大、增长速度足够快、不仅改变了自身的面貌也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国家，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动机和稳定器。从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提炼出一个寻求赶超的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具体包括：1. 第一步，激活 “点石成金” 的激励机制。主要指如何激励农村劳动率的提高。2. 第二步，展开资源重新配置的库兹涅茨过程。库兹涅茨过程指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相对份额下降所表征的产业结构变化。直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库兹涅茨过程才真正开始，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3. 第三步，全方位参与世界经济分工体。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是同时发生的，始于 1979 年建立经济特区。该三部曲过程，代表了目前为止三种足以囊括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存在过的经济增长类型或状态，1. 即以马尔萨斯模型为代表的贫困陷阱状态，或简称为 M 类型增长，2. 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的二元经济发展，简称为 L 类型增长（其间包含了一个刘易斯转折阶段，或简称 T 类型增长）3. 以及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简称为 S 类型增长。从历史的角度，上述三种经济增长类型，也可以分别看作是具有继起关系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马尔萨斯陷阱状态，主要原因为中国在前现代时期具有与西欧封建社会不同的制度形式，由此派生出一系列不利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因素。具体原因包括农户之间分散的经济主体不足以形成临界最小规模的物质资本积累，封建政权合法性于西欧存在差异，科举制度把社会精英与资本积累主体的基因联系彻底斩断等。直到 1978 年，中国才开始库兹涅茨过程。农业释放剩余劳动力与非农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过程，构成一个经济增长过程，逐步消化剩余劳动力就构成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就是 L 类型经济增长。在这个经济增长阶段，高速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是资本形成和劳动力增长，以及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和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会在某一时点突出地显现出来，我们把这个时点叫做刘易斯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相应形成了一个具有自身特征的增长类型，即 T 类型经济增长。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马上就进入索洛式的新古典世界。实际上，T 类型经济增长仍然是 L 类型经济增长的一个阶段，同时具有二元经济发展和新古典增长的双重特征。跨越刘易斯转折的中国经济，虽然还不能说就成为新古典增长类型，但是已经进入向后者转变的快车道。对于处在这个转变阶段上的国家来说，由于一方面面临着传统增长因素的式微从而增长减速，另一方面许多以前行之有效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机制可能不再奏效，因而经济增长面临着减速的可能性。任何一个经济体，一旦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并且进一步到达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相等的商业化点之后，其经济增长便属于索洛所定义的新古典类型。在这个 S 类型经济增长中，劳动力被假设为是短缺的。虽然由于劳动力素质不断改进，资本劳动比仍然可以合理地提高，但是，因资本积累而持续增加的投资，终究会在某一点上遭遇报酬递减现象。中国经济终究要进入一个新古典增长阶段，一方面，将面临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同的问题，如必须探索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路径，才可能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