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斯加尔・艾伦的《犬儒主义》，与同系列的另一本《极端主义》相比更加晦涩难读。这大概是因为 “极端主义” 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已经深深嵌入了政治运行的逻辑；而 “犬儒主义” 这个哲学用语，首先是遭到反复误用，其思想内核又强调和政治的 “貌合神离”。《犬儒主义》一书的脉络，就是犬儒主义与政治对抗、被政治招安、被政治遗忘的一部简史。本书对于 “犬儒主义” 这一概念，分各个历史阶段造出大量派别。原教旨的犬儒主义在本书中被称为 “古代犬儒主义”（或曰大写的犬儒主义）。以第欧根尼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 “古代犬儒主义者” 是一批刻意与社会道德规范背离的群体，他们会刻意表现出的贫穷、粗鄙的外表与服饰，故意做出一些在社会规范看起来羞耻、肮脏的行为，并且对于一切社会礼仪的矫饰和虚伪发出嘲讽和攻击。这些 “古代犬儒主义者” 的行为举止被记录在史书当中。后世的研究者认为，古代犬儒主义者这些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与时代规范的距离，逼迫一般人陷入 “不适感”，进而让大众意识到自己脑中的偏见和无意识的服从，最终达成改造社会的功效。无论如何解释 “犬儒主义” 的内核，都无法得到确定的答案，因为古代犬儒派没有留下自己的著作，或许他们 “反建制” 的思想根本上注定了他们不可能留下任何符号用于传承他们的事业。因而，被重新阐述和反复误读就成了 “犬儒主义” 在后世的注定命运。犬儒主义者们的言行通过典籍残卷被欧洲人重新 “发现”，但后世的研究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犬儒主义者的思想和他们最反对的成体系的正统哲学笼统归类入 “黄金时代的古希腊罗马哲学”，这就为后来犬儒主义的规训提供了理论基础。随着欧洲大陆的 “再文明化”，犬儒主义的内核也被不同群体依照不同目的而有选择性地叙述：基督教修士仿照犬儒主义者的言行进行远离俗世的修行，但基督教徒的伦理却剥离了古代犬儒主义暗藏的 “公民政治参与” 的色彩；中世纪末期，艺术家和文学家将被改造的犬儒主义当作靶子，这塑造出了第一批将 “犬儒主义” 和 “温顺不抵抗” 联系在一起的典型形象。直到启蒙运动兴起后，犬儒主义开始被现代思想彻底驯服：犬儒主义不再拥有古代的那种抵抗式的勇气，反而变成一种 “忧郁的”、小市民阶级的自怨自艾。如今，后现代理论的 “消极反建制” 理论几乎已经完全代表和取代了 “古代犬儒主义”，被社会规训的普通公民和以规训他人为人生唯一意义来源的掌权者，也自然而然冒领了 “犬儒主义者” 这个头衔。本书作者安斯加尔・艾伦试图 “正本清源”，让古代犬儒主义的智慧重新助力现代政治的进步。为此他剥去了现在被强加在 “犬儒主义” 名号上的思潮：不关心政治，一心蝇营狗苟的小市民是 “现代犬儒主义”；支配欲强烈而又顺从于社会规范的权势人士是 “现代主人 - 权儒”；给市民福利的是 “家长制现代犬儒主义”；认为教育能够培养良好公民的是 “进步主义的现代犬儒主义”；学院派的小资产知识分子信奉的则是 “策略性现代犬儒主义”。在本书作者看来，一个现代社会的 “古代犬儒主义者” 一方面不会被激进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潮所欺骗，另一方面也要 “自然而然” 地利用非官方的语言和行动参与市民政治。作者认为，“面对着这样的态度，权力将再也无法炮制出一种顺从的现代犬儒主义”。但正如译者在序言所说，“犬儒主义并不会拥有撕开铁屋子的能力。铁屋子的自我崩溃的确与犬儒主义的腐蚀作用有一定关系，那是因为权力者自身也被腐蚀，从而动摇了自我保卫的意志与决心。但让铁屋子崩溃的那一击，从来就不是无法协同行动的犬儒派能完成的......” 一个人应当如何同时与所有社会活动和思潮保持一定的距离，又同时保留对于社会中其他个体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呢？在失掉了革命主义热情和大规模工业组织能力的西方世界，犬儒主义不是道路，而是深渊。（诸不识 2024.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