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陈旭麓先生有一句名言：“中国不是自己走出中世纪的，是被轰出中世纪的。” 中国历代出现各类流民问题，其原因当然是错综复杂的。但稍加辨析，可将流民产生的动因大致归结为四种主要模式：第一种，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常见、最传统的，由小农生产严重萎缩而造成的，称之为生产萎缩型人口流动。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决定着以农为本乃治国之要；小农生产的稳定与否，是社会统治安危兴亡最敏感的晴雨表。尽管统治层深知以农为本之至关紧要，事情恰如治道轮回论者所言，显示出某种不断重复的规则性。每一新王朝之初，小农生产均可由休养生息进至最佳发展期。此即史称 “盛世”，如汉之文景、唐之贞观等等。盛极转衰，王朝遂由巅峰逐渐沿下坡路线滑行，不断积累起诸如土地兼并、水利失修、吏治腐败乃至内乱外祸。到王朝末年，必然产生小农生产的严重萎缩。农民田产被夺，生计无着，为逃租、逃税、逃役而被迫离乡背井，造成社会的严重失序，这就进入社会周期性的 “瓶颈口” 危机期。显而易见，这种流动人口并非是近代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过剩危机，倒显示出传统经济结构的脆弱，小生产萎缩乃至中断的危机，预兆着社会周期性的震荡迟早将会迸发。第二种，是生产过剩（或生产饱和）型人口流动。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其原因确实与这一地区自宋以后人口增长过快，农业技术要素变化微小，农业产量增长有限，人地矛盾尖锐等多种因素相关。明清时期苏松地区愈趋活跃的城镇化，无疑成为引诱农业人口离乡的新动因。当时该地区消化农业过剩人口的主要途径不是离乡，而是积极发展经济作物的手工副业，从事多种经营。被当作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重要论据的江南棉、丝织业，不仅奠基于农村的棉花、桑蚕植养，即使是棉织与丝织手工业的绝大多数亦属于农民家庭作业。它们的产品以聚沙成塔的方式促成了跨地区的纺织市场的活跃。这种独特的人口宣泄，在当时确实成功地消化了过剩人口，还促成传统的单一农业向农工副并重的新经济模式的转型，虽然还说不上是社会结构的变迁，但足可引起史家注意。与此相反，在人口密集度很低、田地被大量抛荒的某些内地及偏远地区，却不断产生数量可观的真正意义上的流民。以此显示，单纯用人地矛盾去解释流民问题容易失之偏颇。第三种，是灾变型人口流动。所谓灾变，不外是天灾与人祸两种。如果属局部性灾变，流民的数量与流动的范围比较有限，未必会影响全国政局。假若局部性灾变不能妥善化解，或者灾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跨越若干地区，然后又遇上第一种情况，会形成流寇蜂起、全国动乱的情景。这里的动乱，还包括历史上各族统治者相互征战所造成的人为灾变。如东汉末至南北朝和北宋末至辽、金、元兵燹之灾，造成了蔚为壮观的人口由北向南迁移的三次高潮。当然，这种新流民运动，也暗藏着一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意想不到的历史效应。第四种，是社会结构变迁时期所特有的 “结构变迁” 型人口流动。走出传统中世纪，步入近代化的新世局，不是一首甜美的田园诗。社会结构的转型，意味着旧的秩序不断崩坏，而新的有序却只有在经历剧变的阵痛后方能稳定，原先依托着旧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和社会权益的相当一部分人口，会在吐纳代谢的高速社会运动中被无情地摔出轨道。他们一时会游离无着，与新结构、新秩序的粘合联接需要条件和时机。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现代化时期都无一例外地碰上了棘手的流民问题。在我国，由于现代化是在内外非常特殊的条件下进行的，非常艰难，一步一回首，这就注定了近代流民问题更加复杂。原有的旧模式流民仍不断再生，而畸形的近代化又诱发出更多的流民。于是，帮会、黑社会乘时大肆扩展，近代帮会、黑社会（包括盗匪）的活跃，与流民的大量存在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