⒈旧军阀的新尝试。新军队，新教育，新文化。清末，整个国家上层建筑的败坏 —— 鸦片化，以极端反面的形象，刺激之后的塑造者、缔造者，没有一统，社稷崩坏没有任何悬疑。而趁机从 “鸦片化” 带来的、国家威权沦堕中获利，借机攫取地方资源、人口、民力和实际控制权，滋生了一大批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军阀割据自此为祸中国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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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化 - 割据地方 - 土皇帝。神州陆沉，全国各地，诸色妖魔鬼怪，登台亮相，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至，不让你唱罢，我就得登场，为了我能一直登场在台上，提前掐掉你任何上场的可能。民国军阀的暴虐、贪婪、不知廉耻，在稍有权力者穷形尽相地表演人性丑陋卑劣上，体现得深彻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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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老桂系的陆荣廷、沈鸿英，还是新桂系的李、黄、白，要说他们只是想要攫取权力和资源，自己享受，的确有失事实，风华少年之时，已经是国家离乱，再也不可能有一处可以安心生活的土地，救国的心，是有的，救民的心，也是有的，最起码，拯救广西百姓父老的心，不用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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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他们这些地方实力派，掌握一方生民，占据一方土地，可以尽情取用一方人口资源和大量的财富之时，其人性中没有被用心塑造化育的部分 —— 贪婪、嗜杀、享受、骄纵，以及自清末延续下来的 “鸦片化”，对，军阀抽鸦片，他们的军队里始终禁绝不了抽鸦片，滇军部队更是双枪兵，从上到下抽鸦片，此种现象，非常普遍，不抽，反倒是稀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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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军阀们，尝试了什么新的东西，很多，有支持文化事业出钱刻印大型图书的，有建学校推广教育的，有推行新式军队训练和治理的，不论新在哪方面，也只是手段，再漂亮的口号都不如手里的枪好用，军阀当然也会喊喊流行的政治口号，但未必当真，如陈炯明拒孙中山，口号也喊得响，目的也只是守住广东，不想交给孙中山去做一场注定没有好结果的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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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了很多之后，军阀们的美好理想也冷却了，唯一的念想就是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民主无用，自由无望，共和更是遥不可期，唯一真实的是老家的这块地方，还是能够有自己说了算数的，尝试之后的冷却、淡然，只结出了军阀割据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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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新军头的老思路。割据，地方自治，和乡野建设。当新的尝试失败，无望之后，军阀们开始无比重视亲族乡族势力，准确的讲，他们之所以能够割据一方，也正是对本土势力的利用，清代中晚期，乡野自治的程度，非常成熟，新军头也延续这种治理传统，有效、好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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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思想，能守业一时，不能开拓，谭延闿主政湖南未尝不想让本本地教育文化事业兴盛，未尝没有仔细想过开拓社会、认真对待乡野建设，但是军头赵恒惕用权力角斗那一套掌握湖南，逐走老谭；马君武也想好好把公路修一修，这是最基础的民生事业，但面对一个小小的队长的阻挠，也毫无办法，即便有孙中山的信任和任命，也没有任何帮助，问题在哪里？修个路，不是简单的地方事务问题，关键在政治，在上层，当上层已然败坏，忙着争权夺利，一个破败乡镇修不修路，根本不在其考虑之内，因为傲慢的不在乎，无知的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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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君武、谭延闿等人，算得上比较开明的士绅，为一般老百姓做一点实事，这个心思一定是有的，可惜的是，那个时候的政治运行规则，不是文人政治，不是技术官僚的政治，而是大批没有得到清理和反省的旧时代官僚、军阀、财阀掌握的只为上层人士服务的政治，挂名省主席、省长，并无实质意义，手里有兵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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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蒋桂博弈与投机心理。近些年，我们对近代史的重新思考，偏于一端，过分甚至错误地为军阀翻案，罔顾事实、编造故事、恶意揣度、赤裸攻击等等，但这改变不了蒋还是那个蒋 —— 大独裁者，或者想做独裁者而处处碰壁，差一点成了独裁者，桂系几大首领，也一样，各有心思，痴迷于名，执着于利，于国家民生，于老家广西的治政民生，也没见出什么成果，至于广西大学，的确得益于黄绍竑的坚持，而留存至今，能成为广西当地以至成为中国教育事业的一抹亮色，最终由统一的政权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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嫡系亲支，和旁系别支，在蒋某人眼里，是迥然分别的；李黄白三人，也很清楚蒋某人的心思，互不信任，互相提防，不止他们两派，国民党政府内部，各个大派系小派系之间，这样的互相提防不信任，一直都在，传统为人公认的威权消失之后，没有可以替代的新权威，急切切把只做了浅显了解的西式制度，拿过来直接套用，结出来的东西，东不东西不西，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此治理，造成低效、权斗、贪腐，出卖国家权益，以及最致命的对一般民众冷漠无知、民国政府后期整个乡野社会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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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立场，蒋某人未尝不是为了统一国家、统一政府政令，但他绝做不到大动支持他上台的军阀财阀买办资本家的利益，因为百姓太远、财阀太近。李黄白为代表的的新桂系势力，同样面临相似的问题，治军严整，比蒋某人的菜鸟军队好一些，但根本做不到官兵一体，旧军阀的上下级欺压恶习，仍旧存在，李黄白，知道但无能改变。治军练兵、行军打仗，其思路，并没有比曾胡左李的时代先进多少，靠的还是亲族乡兵，凭借的是乡野信任和乡野关系纽带来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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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在的话说，创业期，这么安排没问题，也就是说，局限在广西境内，尚可勉强维持，若想再开拓大一些，要么困难重重无法起步，要么昙花一现不能长久，几次桂系军队北上东进，短暂控制湖北湖南以及部分中原地区，很快败退。原因无他，组织结构不稳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将官知识和认知水准普遍不高。亲族乡党，信任度尚可，能力和眼界，差很多；不仅眼界差很多，可以拿得出手，跟老蒋博弈的工具，也有限，毕竟老蒋有合法的政府领导人地位，党魁，政权军队的总司令，还有用来收买对手的大量金钱，这些，桂系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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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观念、路线纲领，比不过；军队比不过，广西狼兵勇猛能战，没钱也没辙；金钱财富等可以调用的资源，比不过；阴狠果辣，不讲信义，政治的道德底线，又不如老蒋放得低，结果如何，不用后人回头看，自然也就明了，因为都陷入快进快打的投机心理而不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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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没有找准问题，也不打算解决问题。蒋某人，或者桂系大佬们，或者什么别的地方实力派，始终都不知道，全国这盘棋应该怎么下，也一直没弄清楚核心问题是什么。事实上，对这些中上层来说，这片土地上的事，看得到的仅仅是狭窄圈子里的幻象，县级以下的情况，知之甚少，一部分权力极大者，无知到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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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自诞生之日起，也就是改组之后，也没有改变组织松散的现实，直白的说，国民党就是大杂烩，是旧时代和新时代，是老钱和新钱，皇权体制下的官僚与革命党新官僚妥协调和混搭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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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最终只停留在纸面上，孙的为人，更像是一个极度自恋的独裁者，不但要求党内对他个人绝对忠诚，以个人身份新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也被要求明确向孙个人效忠。为保证这种效忠，孙以及围绕他的老兄弟们，不惜阻断共产国际与国内共产党的直接联系，而且要求二者之间的往来，必须通过他建立的委员会，并必须向他公开往来电文和文件，这一点，对年轻的中共，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对严格的组织原则和纪律，是无底线的冒犯，陈独秀对孙的不满尤大。立党基础是工农，肯定不能接受孙的独裁式管理，更不能接受集权体制下、才存在的个人人身依附关系 —— 效忠于某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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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的问题在于，已然进入身体的暮年，也进入了政治生命的暮年，前路结果，一望可知，党内搞不定，党外也搞不定，唯有加强对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和忠诚服从，才能稍微获得一点安全感。这是孙的困境。最终，也成了蒋的困境。孙的威望稍微能维持一部分人的支持，孙去世，蒋介石短时间内根本搞不定党内，胡汉民、汪兆铭炙手可热，孙的老兄弟们也并不把 “小蒋同志” 当回事，粤系将领二陈，桂系李黄白，也不买蒋的账。蒋的策略，是把军队抓在手里，找到稳定的大金主，寻找可以勾兑的对象 —— 财阀，党棍和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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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面对的问题，相对于孙，可能更严重，因为他的个人权威，远不如孙，没有创始者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嫡系继承人的身份也不被党内其他大佬认可。作为其中之一的继任者，如何收拾创始人留下的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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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某人没有增加支持者，没有业务能调整现有的核心关键人物，也没有意识扩大潜在的支持者群体，想一想，出身富裕乡绅地主家庭的蒋，祖上还有读书仕宦的历史，农民这一巨大的群体，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基础，从来没有进入蒋的眼里。除了家庭原因，个人经历，都是在大城市和大城市里的小圈子，孙中山和孙中山的支持者 —— 没有普通人；大上海，黄金荣杜月笙等闻人，虞洽卿等财阀，陈其美这样的政治野心家阴谋家，全然不食烟火气，根底的民生，整日被迫在泥水，河流，海滩，黄土里讨生活的人，从来没有进入蒋的眼里，蒋根本不熟悉、也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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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曾经有扩大自己的支持者群体的机会，而他却拿来搞清党，为了迎合背后财阀和军阀的利益，蒋某人自斩双脚、自断经脉，只留下财阀这个华丽的椅子，和嫡系军队这样镶着黄金钻石的拐杖。清党之后，不管蒋的目的有没有达到，背后的财阀、买办、大资本家们的目的达到了，结结实实地把蒋介石捆上了贼船，以后则是处处掣肘、事事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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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党这个动作，就是蒋介石的手里的 “潘多拉”，他以为自己控制得了，实际，打开之后，实际操作的人，并不受命于蒋，粤系桂系两派将领在其中出力最多，他们是借此清理干净有可能威胁自己而支持蒋的一起切势力。共产党员遭难严重，同时，不能忽视，县级以下的国民党党部和党员，损失更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绝种式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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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党部，只剩下不足三成，乡村彻底沉沦，以清党为名，合法认定清党的政治正确，造成国民党的早期党员和抱着理想主义热忱 “革命党人”，可以叫左翼分子，全部被清除，连根拔起，动手亲自屠杀的是地主、劣绅、旧官僚，地痞流氓、投机分子等被革命党费了十几年赶出基层统治单位的害虫；后者成为乡村社会的实际掌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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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时起，国民政府彻底失去全国的乡村，十几年时间，好不容易把组织的神经网络深入底层，一次动作，彻底毁掉。这既给了地方旧军阀机会，也让乡村破败造成的恶劣影响，毁掉了蒋有可能拿来操控和对抗军阀和财阀的工具。至此，蒋失去了跟地方军阀讨价还价的顶级牌面，蒋的政治生命，已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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⒌弱势文化控制下的民国执政者。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发展自己的实力，此为强者文化；总想着攀附强大的或者貌似强大的实力，不管是财阀、军阀、资本家，还是国外列强，只要带着 “靠” 的想法，就是弱者文化。而民国政府就是这样的弱者文化控制的组织，达到政治目的，靠的是出卖国家权益，当然不乏辛勤的洗地工们，硬说成是 “策略”。为了达到那些光鲜的口号，不讲廉耻，不问道德，不顾国家权益，不在乎平民百姓，诞生之时，它，就是不正常的，不健全的，不完整的，不合法的，不合乎全民权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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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某人搞定军阀对手，靠的是金钱，而金钱来自少数的几个财阀家族；收揽金钱的手段，则是默认对百姓的财富掠夺；不乐意，反抗的，那就靠军队的暴虐行径，强力压服；在这一点上，李黄白三人，也并没有不同，跟蒋的博弈，同样靠的是收买、游说和阴谋诡计；斗不过蒋，又想着靠司徒利等为代表的美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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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来靠去，靠废了自己的能力，靠窄了眼界，靠衰了军队，靠得百姓反对、曾经的支持者众叛亲离，靠得日本占据大半个中国，神州陆沉，人民罹难，靠到最后，竟然对日本宣战的官方理由也不是被侵略，而是美国这个所谓盟友的利益受损，一句狠话都不敢说，蒋若成了，中国，还能是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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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组织，领导人的思考限度，就是组织的限度，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孙、蒋的限度就是国民党的限度，注定了短命。而孙的威望，在早期，尚可，不久，章太炎、宋教仁、黄兴等人，对其做派，非常不认同，而在孙的晚年，事业远未完成，组织问题频繁爆出，对于身后的国民党该怎么发展，孙本人，已经无力思考。而正是孙在晚年的并不完善的动作，和对于组织问题和党建问题的无力无奈，导致孙去世很长一段时间，民党内部持续几年的权力博弈：广州胡汉民二陈小集团，章太炎身后的江浙财阀和学阀，蔡孑民、张静江、吴稚辉、虞洽卿支持蒋介石，武汉的汪兆铭小集团，争斗不断。而本书主角，新桂系的几位大佬，同时在各派之间玩着各种赌博和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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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见得到的，对民国美好时代的歪曲和吹嘘，都是以漠视绝大多数的平民和被制造出来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人民为前提，—— 与吹捧宋朝一样 ——，民国是权贵的民国、军阀财阀的民国、大资本家的民国，是那些什么都想 “靠” 就不想靠自己的投机分子、野心家的民国，不是一般百姓的民国，这是一个对一般人满怀恶意、虎视眈眈、肆意攫取和掠夺的时代，不值得、也不应该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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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这一点来说，桂系三大佬，李黄白，同样沾染这种本可以不出现在他们身上的 “弱势文化” 特征、早就该被抛弃和扔掉的 “弱者思维” 的姿态。身体贫弱、精神不健全、思维狭隘沉迷于蝇营狗苟，在肉身、精神和思维上，统统想靠着外来势力，据此，不管是粤系将领二陈，老桂系，新桂系李黄白，还是蒋某人，都没有区别，是同一类人，一类软弱短视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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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桂之间的权力游戏，以至于民国军阀之间的所有权力游戏，得以成立和能够运作的前提，是国家尚可在吸血者集团的争夺里勉强站立，底层百姓远未觉悟、力量还未被完全动员组织起来，一旦有那么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坚强的组织，意识到这一点，善加运用，吸血者们就再无生存的理由、再无继续作威作福的机会。而这个最起码的意识，蒋、桂从来都没有，那么他们最终的彻底败退，还有什么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