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写的极为流畅。滦州兵谏一节写的很牛。

每日一书：《鼎革：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本书从武昌起义爆发，到清廷颁诏退位，总计不过一百二十五天。从清廷、袁世凯、革命党、立宪派、列强和舆论六个维度，详细考察每一天所发生的事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与中国历史上历次以一姓兴亡为表征、循环往复的改朝换代不同，辛亥革命具有崭新的内涵 —— 推翻满族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家，也就是所谓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当革命还在进行之中，《大公报》的一篇社论已提醒国人注意这一特异之点：自有中国以来，变乱之事多矣，未有如此次之奇特者也。盖历代乱事之起，或由贵戚，或由宗藩，或由强镇，或由权阉，或由敌国外患，或由流寇土匪，若者谓之割据，若者谓之篡窃，若者谓之僭号，若者谓之正统，其所争者，不过为个人之成败、一姓之兴亡，与中国国家并无丝毫关系也。故起因虽异，结果则同，历史具在，千古几如一辙。若夫此次革命，其别立标帜以号召于人者，曰政治，曰种族，其宗旨不在觊觎神器，不在割据地方，朝廷既不得指为叛逆，外人亦不能认为乱民。此其事虽数见于世界各国，而在中国，则自古迄今，实为未有之创局，追原祸始，要皆野蛮专制政府，有以迫成之。稍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发表的《檄满洲蒙古文》也强调此次革命与往时改朝换代不同：“古者有帝王革命，无国民革命；有统绪革命，无政治革命，今并二义而一之。” 或许因为布告对象是满洲和蒙古，檄文未用 “种族革命” 一词，实则不推翻满族君主专制统治，政治革命就不可能实现，其理至明。革命的最终结果是清帝于 1912 年 2 月 12 日以颁诏退位形式结束了满族王朝对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同时也终结了中国两千余年君主专制统治的历史，由此进入民主共和时代。二十五年后，亲历革命并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赵凤昌回顾这段历史，从清末以来 “民志” 与 “民力” 不断聚合的角度，解释了清王朝的统治何以在短短数月内土崩瓦解，同时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 一场时间短、流血少、损失小，基本以和平方式实现国体变革的革命。其言曰：武昌事起，不重朝而三镇克捷，更旬日而大江南北相继底定，计至岁暮，不过四月，清廷逊位，共和告成。即此四阅月中，除武汉、南京战事较烈，余多望风传檄，云集景从，光复邦家，改革政体。其事之易，无逾于此，而人民所受之损失，亦无轻于此。以视中外历史，每月［阅］革除，备经兵燹，相去竟不可以道里计…… 国体嬗衍，同于瓜代，即清室之退位，废弃数千年之专制，结束爱新觉罗氏之国祚，亦不过斗室翰墨之间，尽接洽磋商之事。这一结果一方面应归功于革命党人，他们以长期不懈的武装斗争，给予这个腐朽没落的王朝一次又一次打击，使其陷于风雨飘摇之中；另一方面则应归功于立宪派人士，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不到一周，就意识到民主共和乃大势所趋，因此集会商量 “时局前途之对付方法”，从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角度出发，拟定了尽可能以和平方式促成共和的五条政见：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竞争；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联合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这些主张很快得到许多地方精英支持，如湖北樊增祥，湖南宋教仁，陕西于右任，江西夏敬观，江苏唐文治、张謇、赵凤昌、庄蕴宽，浙江汤寿潜、张元济、姚桐豫，安徽江谦，福建高凤谦，广东伍廷芳、温宗尧，云南岑春煊，贵州杨寿彤，四川程德全，河南王抟沙，等等。其中以江浙立宪派为中坚，又吸纳了部分革命党代表人物、开明官员和其他社会名流。他们共同发起组织 “全国会议团”，促成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的召集，又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促成南北议和，最终舍弃了残酷的战争方式，以漫长曲折的谈判，就清帝退位、国体改革达成妥协。这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对于这段历史，早已有许多史家倾注心血进行过研究，除了各种有名的辛亥革命史、北洋军阀史、中华民国史或中国近代史著作详细阐述外，相关论著和专题论文亦不少。但有两方面不能令人满意。一是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从革命视角出发，对于清廷内部情况，特别是其内部纷争及其与袁世凯之间的复杂关系缺乏足够的重视，以致在相当程度上把清廷、袁世凯与革命党三方的关系，简化为袁世凯及其支持者与革命党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影响到对一系列重要史事的判断。二是绝大多数研究习惯于聚焦这段历史中的重要人物或事件，对历史演进过程，特别是各方如何在复杂的对立中一步步走向妥协，缺乏全面细致研究，结果造成许多重要史料被舍弃，大量史实细节被忽视；而那些对重要人物或事件的研究，也常常因为与历史演进过程脱节，漏洞百出，难以令人信服。

作者挖掘到了很多新史料，读完对这段历史有了很多新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