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什么？” 准确来说是本书作者在最后一章，乃至全书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进入现代后，“上帝已死”，民族与国家意识因为各种原因被欧洲视为禁脔，弗洛伊德的 “下半身” 心理分析也遭受了一轮轮批判而泯然众人。作者指出，现代传记作家面临的三座大山是：公众人物的表演、宏大的身份认同和自我认知的哲学。回望历史，传记的发展历程遵循着 “正反相合” 的道理：极致的神圣化之后就是反弹式的妖魔化，而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反而让我们难以看清文字后真实的人。再多的材料，也无法填满人内心的偏见之沟。作者以玛丽莲・梦露为例，一部分传记认为他是光彩夺目的电影明星，另一部分传记则认为她是遭受暴力与行业潜规则的受损伤的女性。于是，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两个玛丽莲：“明星玛丽莲” 和 “女性主义殉道者玛丽莲”，但在这两个传记作者制造出的形象之中，一个矛盾而隐秘的玛丽莲・梦露却就此被消解了。可以说，人物传记创造的是非人的神话，而剥夺的是人生为真实的人的权利。
“天哪，传记到底该怎么写？”1938 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受托为好友罗杰・弗赖伊作传时自问这样一个问题，作者在 1996 年为伍尔夫作传时也在开头引用了这句话，我们读者在读这本书后也难免提到这个话题。作者认同人物传记确实有一定的规则可循：事关人物生平的叙述有固定的模板，为一个大众熟悉的人物做传应当标新立异，对于身份政治、书名和叙述技巧的讨论归根到底就是 “差异” 二字...... 但有一条原则，比其他的所有技巧都更为重要：传记必然会涉及作者与传主的关系，哪怕是下意识地。完全中立的传记叙事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读一个人的故事，写一个人的故事时，我们其实是在构建 “我与他” 共同的故事。我赞同别人的优点，其实是羡慕我想有而没有的东西；我厌恶别人的缺点，其实是刻意无视我与他人共同的性格缺陷；同样地，当我们关注一个人生平中的敌人与朋友时，我们代入的并不是纯碎的传主视角，而是在想象自己在扮演他人。如作者所说，“传记或许的确是一种婚姻关系”。说到底，在乎人是什么的，只有我们人类自己。如老子所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一个人不能十全十美，并不代表他的生命失去了定力；但一个人看不到自己以外的其他东西，他一定也看不清自己活着的意义。

冗长清单没必要，引用举证有门槛，作为通识类读本不算很引人入胜。或许，更关键的原因在于传记文类的发展并非目标一致的” 进化 “之路，而呈现出一派分化弥散的” 乱局 “：摇摆于本真和表演、真实与虚构、伟大和平凡、严肃与八卦、敬仰和诋毁、同情与揣度、我注六经或是六经注我…… 书中列举了传记十规，最后一条规则是没有规则，不过作为读者我管你有招无招，书中把传主与传记作者写得如胶似漆、恩怨缱绻，却也忘了读者会最终作为” 第三者 “进入这个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