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决定开始深耕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每一本在读的书读完。今天读的这本其实算是第一次打开，且篇幅短小。近两小时读完一本，我做到了～回到本书，真是讥讽至极，一种轮回，不变的怪圈。像一种宿命，也像一种无解之局。你能否突围，又是否坚定？

书中有很多形象，独对驴子本杰明印象最为深刻。这个世界应该永远不会有绝对的公平和平等，但不想如本杰明一样，认为 “饥饿、困苦和失望，是永恒不变的生活之道”，从而放弃挣扎，冷眼旁观。总有相对更公平平等一些环境值得我们去争取。

英国左翼媒体于是展开对他们的肆意诋毁，任何辩护性言论（甚至信函）都被拒绝出版。现在，不仅指责苏联的言论会受到谴责，就连含有此类言论的事实都会被刻意隐瞒。比如，托洛茨基去世前不久写的《斯大林传记》。可以预料，这本书不会毫无偏见，但显然会有销路。一家美国出版商同意出版该书并交付印刷（估计赠阅本已经寄出），此时，苏联宣布加入战争。书立刻被召回。尽管这本书的存在及被查禁是个值得书写的新闻事件，英国媒体却只字未提。非常有必要区分英国知识分子自我实施的审查和迫于外界压力开展的审查。众所周知，禁谈某些话题是因为牵涉 “既得利益”。最出名的莫过于专利药欺诈事件。此外，天主教会也能够对出版界施加相当大的影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媒体对教会的批评。涉及天主教父的丑闻从不会见诸报端，而圣公会神甫要是惹上麻烦（比如斯蒂夫基教区神甫事件）肯定会上头条。舞台演出或电影中很少会有反天主教倾向的东西。演员们会告诉你，要是哪部戏剧或电影攻击天主教会或者拿天主教开玩笑，很可能会遭媒体集体抵制，最终导致演出失败。但此类事情并无太大害处，或至少可以理解。任何大型组织都会竭尽所能维护自身利益，对自身利益进行公开宣传也不是什么坏事情。人们不会指望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公开宣传对苏联不利的事情，就像他们不会期待《天主教先驱报》公然批评教皇一样。每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工人日报》和《天主教先驱报》是干什么的。令人不安的是，但凡跟苏联和苏联政策一沾边儿，就别指望会有知识分子站出来批评，甚至在多数情况下，也不能指望那些并未遭受直接证伪压力的作家和新闻记者站出来说句实话。斯大林神圣不可侵犯，禁止公开讨论他的政策，这已成为一九四一年以来人们普遍恪守的准则。事实上，在此之前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准则早已广为施行，只是有时并未被人们意识到罢了。那时候，左翼对苏联政权的批评很难发声。当时有大量的反苏联文献，几乎全部出自保守派阵营，观点明显不实、陈腐，且动机卑鄙。另一方面，也有大量支持苏联的不实宣传，企图阻止所有以成人方式谈论重要问题的人。你确实可以出版反苏图书，但这么做注定要遭到主流媒体的驳斥或扭曲。人们或公开，或私下，会告诫你这么做 “不妥”。他们会说，你的话也许是真的，但却 “不合时宜”，会被这样或那样的反动集团利用。持这种态度的人，通常会拿国际形势说事，说当前形势迫切需要英苏联盟，可你明显知道那不过是套说辞。英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养成对苏联的无比忠诚。在他们看来，任何质疑斯大林智慧的做法都是一种亵渎。他们用不同的标准，区别对待发生在苏联和在其他地方的事情。那些终其一生都在抵制死刑的人，却为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间苏联的大清洗喝彩；他们公开报道印度的饥荒，却刻意隐瞒乌克兰发生的情形。战前，知识界的风气就是这个样子，至今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现在回过头来说说我的这本书。大多数英国知识分子对此反应十分简单：“不应该出版”。自然，那些深谙毁损之道的书评家不会拿政治原因说事，而是设法找出其文学上的不足。他们会说，此书无聊、愚蠢，纯属浪费纸张。这种评论也许有道理，但显然不全面。人们不会仅仅因为一本书写得不好就断言它 “不应该出版”。再说，每天都有大量印制垃圾问世，也无人干涉。英国知识分子（或大多数英国知识分子）反对出版此书，是因为此书诋毁他们的领袖，他们因此认为出版此书会损害进步事业。如果这是一本颂扬斯大林的书，即便书中文学上的瑕疵十倍于眼前这本书，他们也会不置一词。就拿英国左翼俱乐部来说，曾有四五年时间，只要作者说的是他们想要听的话，不管作品多么粗俗下流、多么草率，他们都非常乐意出版。此处涉及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是否每一种观点，不管多么不受欢迎，多么愚蠢，都有资格发声？对于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个英国知识分子都会回答 “有”。但如果问得具体一点，“对斯大林的攻击呢？有资格发声吗？” 答案一定是 “没有”。如此发问挑战了主流正统思想，言论自由的准则自然行不通。其实，人们要言论与出版自由时，并非要求绝对的自由。只要有组织的社会形式存在，就一直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审查。但是，正如罗莎・卢森堡 [2] 所言，所谓自由就是 “给他人自由”。类似观点在伏尔泰思想中也存在，“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知识的自由无疑是西方文明的显著标志，其真谛是，只要不蓄意危害他人，人人拥有表达自己观点的言论与出版自由。直到最近，资本主义民主政权和西方社会主义都信奉这一准则。我前面曾经指出过，我们的政府看上去也非常崇奉这一点。大街上的普通民众之所以懵懂不清地说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部分可能是因为对他们不太感兴趣的观点，会多一些容忍之心。恰恰是最应当捍卫自由的文学界和科学人士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上摒弃了自由原则（至少他们中大部分人如此）。我们这个时代最吊诡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