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总算是跳出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作者笔下的全球化推动者，是一个多极化的群体：除了维京人，还包括美洲的原住民、非洲的商团、中东的穆斯林以及中国的航海者。她以生动的细节告诉我们，全球化并非由某个单一文明自上而下地 “开启”，而是源于世界各地人群对交流与利益的自发渴望。例如，维京人与北美原住民之间，经历了从血腥冲突到谨慎尝试以红布交换毛皮的过程。而宋元时期的中国，已被深度卷入全球贸易，泉州与广州成为集散亚洲象牙、香料与中国瓷器的国际枢纽。当时的贸易品多为奢侈品 —— 黄金、象牙、香料、奴隶。这些商品的流动，不仅改变了经济，更重塑了社会：东南亚的居民为满足中国市场需求，从狩猎采集转向集约化种植香料，其社会结构因此发生深刻变革。更具现实启发性的是，作者敏锐地指出，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所有矛盾与困境，在公元 1000 年便已悉数登场。全球化从未意味着普遍的繁荣与和平，它制造赢家，也产生输家。当外国商人积累惊人财富，本地群体感到威胁时，逆全球化的暴力便随之爆发。书中记载，在开罗、君士坦丁堡和广州，都曾发生针对外来商人的骚乱与屠杀。此外，文化冲突、技术竞争（如中东陶匠面对中国瓷器的压力）、以及由信仰差异导致的合作失败（如伽色尼王朝苏丹因宗教原因拒绝与辽朝结盟）等问题，早已困扰着千年前的世界。历史在此显露出它的冷静质感：我们今天争论、焦虑乃至对抗的全球化难题，不过是古老剧本的又一次重演。作者还在书中论证，宋朝（特别是南宋）堪称 “当时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地方”。这并非因其疆域最广，而在于其社会经济的深层卷入程度。宋朝拥有先进的技术（如造船水密舱）、成熟的手工业（瓷器、丝绸）、鼓励海外贸易的官方政策以及适应外贸的复杂税收体系。中国制造的商品驱动着跨洋贸易，而中国市场的需求则直接影响了万里之外的生产模式。这一视角打破了 “古代中国封闭自守” 的刻板印象，将其置于早期全球化的中心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