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莱利在本书中远不止是展示其历史的研究，更像是用其来当成一面镜子，让我们看清当下的政治危机。如今，许多国家虽然拥有发达的民间组织，社区团体、行业协会、网络社群层出不穷，却同样也陷入了身份政治激化和阶层对立的矛盾之中。如果这些组织只是代表某一群体的极端利益，拒绝与其他群体对话，而主流政治力量又无法建立起跨阶级的共识，那么历史就很可能重演。我们更要警惕的是，当今一些民粹领袖的崛起，与书中所揭示的逻辑惊人相似。他们以 “反精英”、“护民众” 为口号，抨击传统民主 “低效”、“腐败”，主张通过强化领袖权力、压制反对派来实现所谓 “真正的民主”。这一幕，与当年意大利法西斯攻击焦利蒂体系、西班牙塞达党否定议会制是何其相似！真正的民主，不仅需要 “代表民众利益” 的漂亮口号，更离不开多党竞争、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等制度保障，以及对少数群体权利的尊重。如果只以 “民众支持” 为外衣，却掏空民主的核心价值，“我们离威权的陷阱就只有一步之遥了”。莱利的研究警示我们，民主的敌人可能并非来自外部，而是从内部滋生 —— 当民主缺位时，法西斯便会从繁荣的市民社会中诞生。

美国学者迪伦・莱利的《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民众基础》是又一本对于欧洲法西斯主义根源的剖析，但和主流的史观相悖而驰：《民众基础》对法西斯主义成因的两种主流解释都颇具怀疑：他既不相信 “马克思主义者” 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工商业经济集团 “反革命” 的运动，也不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因为 “托克维尔主义者” 所认为的是市民自治不足的 “原子化” 所导致的（这一说法也被中国本土自由派知识分子用于反建制）。迪伦・莱利借助葛兰西的理论，认为欧洲法西斯主义的诞生是因为市民社会的过度发达和欧洲各国内部 “霸权” 的失败，法西斯作为一种特殊的政党机构吸纳了市民社会的组织资源，并且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市民阶级所要追求的 “进步”。迪伦・莱利认为法西斯政权的本质并非什么 “极权主义”，而是一种 “威权民主制”。这种说法听起来颇为矛盾，其实是因为本书作者对于名词的定义与主流不同。在本书框架下：威权是政治组织的行为逻辑，“民主” 所知的并不是狭隘的选票政治，而是一套能够让人民认为政府能够代表自己的政治程序。用意论证本书观点的三个主要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和罗马尼亚虽然各自历史环境和政治变迁有所区别，却共享一套自 19 世纪以来的政治危机架构：于下，这三国都由地方精英或者国家培养了一套强大的市民阶级：农村工农业非精英人群都通过形形色色的工会、教会和农业社等机构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基层自治；于上，三国都经历了由传统封建王国朝向现代自由主义议会制国家的转变，且这套转变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既有利益集团内部的矛盾而并不顺利；于外，这三国都在某种意义上牵涉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诞生了一群拥有军事经验且受到民族主义 \ 社会主义等新兴意识形态动员的特殊群体。市民社会的结社主义为当时的欧洲国家带来的变革的潜力，但这些欧洲国家的内部矛盾却像是一个高压锅压制着这种变革无法得到合理的释放。本书作者借用葛兰西的 “霸权” 理论解释这一阶层间矛盾，用通俗的话语可以这般理解：（一）阶级内霸权的失败：统治阶级内部没有一个起主导作用的团体，使得旧的统治集团失去治理能力乃至内斗加剧国家危机；（二）阶级间霸权的失败：统治阶级无法给出一套道德 \\ 政治哲学上让被统治阶级信服的国家叙事，导致被统治阶级对上层建筑不满；（三）反霸权的失败：被统治阶级尝试推翻和取代旧有的统治阶级，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敌人，无法达成对于国家未来的设想，因而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革命团体。正是这样一系列自上而下政治秩序的缺失为法西斯主义创造了机会：法西斯主义借助市民阶级迫切希望社会变革的意愿，提出了一套废除旧有政治组织结构，在意识形态上超越左右党派的 “民族神学”，诡异地通过一套剥夺大多数人参与政治机会的 “非民主” 手段，实现了市民阶级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展望的 “民主” 目的。在本书框架内，法西斯主义不是一种政治制度、也不是一种设计精妙的社会工程，而是一种复杂要素组合而成的历史选择。法西斯主义与市民阶层的结社自治传统并没有直接联系：因为社团主义只是一种基层组织形式，市民阶层并不因此必然选择自由主义代议制政治制度。法西斯主义与工商巨头的 “压迫” 也没有必然关系，因为无论意大利、西班牙还是罗马尼亚，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联盟或是有钱无权、或是孱弱无力。法西斯主义也不是特定国家民族 “劣根性” 的产物，因为无论意大利还是德国，这些国家的自由主义制度与其说是 “落后”，不如说是外界强加的 “早熟”。迪伦・莱利认为，决定这些欧洲国家走向法西斯主义的，正是因为其 “霸权” 的缺乏，或者以中国传统史学的观点来解释：这些欧洲国家缺乏一套对于国家与民族的政治整合与共识想象。正如作者所说 “保守派和进步派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的”，不同政治派系之间的此消彼长也并非机械的零和博弈，市民社会本身没有道德的善恶，只是一种推动历史的唯物力量；一个国家只有同时具备稳固的政治共识和有韧性的国家精神，才能在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之间寻得一个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共同体稳定的，符合历史规律的制度组合；否则一种非建制、去现实化的 “历史神学” 便会经由某种形式篡夺国家的权力，法西斯主义便是这样一种政治失序在十九世纪欧洲的产物。由是联想到田余庆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专制主义（despotism）、中央集权（centralism）、统一（unification），这三个相联系而又不同的概念贯穿了中国秦汉至明清政治制度的结构，直到近代殖民者入侵和新思想的流入才使得这个 “铁三角” 得以走向新的历史阶段。可是在欧洲国家的政治历史上似乎少有如此强大的外力干预，这导致欧洲国家普遍少有机会去捋清这个政治 “铁三角” 之间的区别与转化规律。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在我看来，就是希望以中央集权促进统一，进而意外诞生了 “专制主义” 的一种结果，而在二战之后的欧洲历史反思中，不仅混淆了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更是赋予了这二者道德的邪恶意味（这种想象也传入中国带来了副作用），随之而来的是 “统一” 这一概念成为现代欧洲政治的禁脔。本书作者作为美国公民，认为特朗普主义为首的新右翼运动更像是 19 世纪的波拿巴主义 —— 如今的欧洲并不是一个蒸蒸日上、渴望建功立业的市民社会而呼唤一个 “帝王” 带领他们走向未来的胜利；而是在一整套分崩离析、苟延残喘的基层组织上，幻想一个法西斯式的演员能够带着人民重回 “黄金时代”。著名英剧《是，大臣》有一句台词说：“历史就是无情对无脑的胜利。” 假如法西斯主义也只是一套建立于市民阶级 “无能” 的一种貌似 “无情” 的选择，如今更加无能的市民社会在未来所能催生的政治，恐怕只是一只 “无脑” 的小丑。将之放于人类文明变迁的尺度上，很难说那种未来相对于过去是人类的幸运还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