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中国古典诗歌的注家、选本不断，公认的好诗则每个时代都差不多。可一旦要解释清楚它们好在哪里，立即众声喧哗。要说清楚一首诗好在哪里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葛兆光这本《汉字的魔方》就试图从语言层面解决这个问题。他借助 “新批评” 的方法，将文本视为唯一的核心，提出一套自洽的解释系统。 既然把文本视为唯一的中心，则从背景和主观印象出发来品评诗歌这一传统做法，就像头投拉磨的驴，总是在中心的周围打转。这一点，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人都会深有感触。语文教材多有借背景评诗的倾向，并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方法，分析诗人所处的阶级和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好比给古人穿上新衣裳，衣裳的品牌叫 “阶级”。诗人的阶级站位如果碰巧正确，那就得到重点介绍评论，比如不受朝廷待见的李杜，比如自外于统治阶级的陶渊明。在这样的批评原则下学诗，结果是看诗人先看身份，对语言的分析也仅止于印象式的主观感受。那样的读法，三百首诗读得再熟，也练不出吟诗的能力。 那应该如何批评文本？作者做出了三个方面的尝试一、从宏观角度分析诗歌如何以不同于其他体裁的语言来展开意义。二、从微观角度分析具体的词类如何改善了诗歌的阅读体验。这些词类包括本身并无明确意义，却因为恰如其分而比实词还令人回味无穷的虚词，也包括借助词类活用，起到了所谓 “诗眼” 作用的实词。三、从音韵角度说明诗歌之美的根源。为了获得诗歌的美感，诗人并非全凭直觉，而是持续探索，根据汉语的语音特色创造出 “四声八病” 的格律规范。 综合这三大类语言分析，读者很难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看似浑然天成的诗歌，都是诗人苦心经营，千锤百炼的结果。 于我而言，本书最精彩之处，就在于第一个方面。按葛兆光的说法，叫做 “意脉和语序的分离”。 葛教授给意脉下了一个定义。按我的理解，它指的是人们读诗的时候，随着诗句的展开而感受到的内容的展开。语序则好理解，是意脉所赖以存在的词汇排列方式。所以语序和意脉，就是语言的表达和含义的展开。古诗初期的语序与日常语言，或者散文语言大致不差。比如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其实就类似一个完整的句子，“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也一样。 近体诗的语言则出现了跳跃。这种跳跃借助两个核心因素：一是省略 “于”、“之” 等介词、助词；省略 “我” “汝” 等主语代词，二是实词排列方式不循常理。结果意脉和语序之间的间隔扩大，二者就这样分离，产生了意象密集、意蕴朦胧而复杂的诗句，如 “百年积死树，千尺挂寒藤。” 解读的空间变大，所谓 “诗意” 也值得涵泳再三。到唐代，这类诗句在近体诗中就更加常见。 意脉和语序分离之后，作者认为带来了三个结果：意象密集化；诗歌解读空间变大、张力变强；推倒了语言之墙，让人们 “更直接地投入活生生的世界。” 前两个结果显然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而最后一个结果则事关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诗人的思维源自其特有的对现实的印象，可是很难用日常的语言表现出来。因为限制太多，印象是共时的、直觉的，多种图像共存在一个二维甚至多维空间内；语言则是历时的、逻辑的，需要对印象做出排序、取舍，再用线性的句子二维地表达出来。 面对言不尽意的现实，从谢灵运以来直到唐朝的诗人，不断朝三个方向探索可能性：（一）拒斥理性（即语言）对印象的裁剪和线性排列，回归印象原本的多样甚至混乱； （二）摆脱语言的逻辑框架，以追求语义的朦胧效果，回归印象的朦胧。 （三）通过打破准确精密、语法完整的语言形式，找回诗人自身的体验世界。 我的理解是，诗人用反语法的方式，让脑海中动态、共时的印象尽可能多地在文字中展现出来。于是古诗的世界里，多出了这样的诗句：“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温庭筠）“西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杜甫） 这样，古代诗人借助意脉与语序的分离，为汉语创造了一套全新的，专供审美的语言。 不过，“新批评主义” 作为一套新的批评范式，尽管让人注意到把文本作为核心的重要性，但仅靠语言分析，也许无法涵盖所有的诗歌特色。中国诗歌风格历来都多元，而多元则意味着不接受一套话语体系的统摄。尽管 “意脉和语序分离”，确实符合谢灵运以降直到唐代尤其是杜甫、王维的诗歌，但对于给古体诗带来新气象的李白，这套批评方法就无法自圆其说。所以书中大量引用杜甫王维的诗句，却几乎无法用李白做例子。于是，作者这一套评价体系可以充满原创性地解释完魏晋、唐朝那些纯审美的、远离日常表达习惯的诗句；可是一旦面对古体诗、宋诗和五四以来的白话诗，却只能垂手而立。 另外，如果纯做学理批评，则新批评方法一旦开启对诗歌文本的解释，就无法避免陷入 “阐释循环” 的悖论：即先有了理解，再去分析字词来证明理解，于是本来需要证明的结论，却成了前提。这在作者给出的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杜甫这句诗无法用常理来理解。但是宋代的沈括却 “毫不费力地”（作者语）理解为鹦鹉啄余（之）香稻粒，凤凰栖老（于）碧梧枝。赵次公 “自信地”（作者语）理解为香稻（则）鹦鹉啄余（之）粒，碧梧（乃）凤凰栖老（之）枝。 这样的解读，就体现出两位注家对诗句有了一套先见的理解，再为此添加字词来解释这套理解。既然如此，如何证明自己是否正确？老杜已经无法给出说明。即使那些作者健在的诗歌，按罗兰・巴特 “作者已死” 的观点，其含义也只能依赖评者自己来建构 —— 那注定又是一地鸡毛。 然而这也是诗歌的迷人之处：含义可以有多重，全看视角；意象可以朦胧，任读者揣测。未来对诗歌解读的探索还会继续下去，而可以肯定的是，谁也无法断定自己占有了绝对的解释权。诗歌这独特的文体，将随着一代代注家读者，悠然穿梭于不断变化的阅读工具，也穿越时空。

本书既提供了欣赏汉诗的关键词，又提供了分析的实例，走出了过去那种经由背景揣摩作者心理的路数，提供了可操作的语言学方法。也是更可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