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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推荐语

余英时、李欧梵、甘阳、许知远倾力推崇。汇聚这个时代的思想大师,分享对这个不确定的世界的洞见。

内容简介

这本书选取了阿尔贝·加缪、莱昂·布鲁姆、雷蒙·阿隆这三位法兰西精神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还原他们生活的年代,考察他们的言行与历史纵横嬗变之间的联系,讨论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的诸多重要议题。

目录

  • 版权信息
  • 弁言
  • 导论 巴黎之误
  • 第1章 被遗弃的先知
  • 第2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
  • 第3章 局外的当局者
  • 进一步阅读
  • 译后记 六十年后,一个更重的赌注
  • 译名对照表
  • 托尼·朱特著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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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及书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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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要听从自己的良知,才能有效担负社会责任

    即使你对政治和哲学没有做过很深入的研究,你可能也多多少少听说过左拉和萨特的名字。这两个人生活在 20 世纪的法国,被称为是 “知识分子” 的楷模,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有名。其实,他们只是当时法国知识分子里的一个代表,而在 20 世纪,当时整个法国知识分子群体都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为什么这些知识分子如此受到世人的推崇呢?在当时,这些知识分子非常喜欢解读历史,并且提出过很多不同的治国方案,还对这些方案进行激烈的讨论。除了这些,他们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可以说,他们对待政治的态度是非常热情,对自己国家的政治也特别关心。所以,这批法国的知识分子一直被认为是对法国很有责任感的一群人。
     
    但是在 1998 年,有一位学者写了一本书,叫《责任的重负》,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本书。作者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那些曾被誉为最负责任的 20 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其实并不负责任。他甚至还明确表示:20 世纪的法国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这个观点一出来,一片哗然,因为他挑战的是长久以来大家对法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印象。当然,作者并不是把法国知识分子们都一棒子打死了,在他的书里,法国有担当的知识分子有三个,他们就是书名副标题里的布鲁姆、加缪和阿隆。作者认为他们才是真正有良知、有担当的法国知识分子。
     
    这位站出来推翻大众普遍认识的学者,是托尼・朱特,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被认为是 21 世纪最顶尖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2007 年,他还入选了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托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这本书中,通过严谨分析来解释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说法国的 20 世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是知识分子,要为法国不负责任的 20 世纪负责”,以及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是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雷蒙・阿隆这三人担起了那个时代的责任重负” 三个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需要听从自己的良知,通过有效的行动,背负起社会的责任。如果仔细研读这本书,你会发现作者的很多观点对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同样很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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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的观点虽然具有颠覆性,却都是有根有据、严肃而严谨的学术判断。20 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几乎被当成了法国历史上最负责任的一批知识精英,然而作者在本书中尖锐地指出,20 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看似充满政治热情,勇敢地参与到了社会活动当中,肩负起了许多政治责任。但事实上,那却是另外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而那整个时代,则像是一场巨大的不负责任的闹剧。本书一经发表即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它改变了一贯的认知,提供了一个理解法国 20 世纪知识分子行为的崭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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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的重负》

        首先,为什么说法国的 20 世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因为当时的法国充斥着三种不负责任,分别是政治上的不负责任、道德上的不负责任以及知识分子空谈误国的不负责任。其次,为什么知识分子要为法国 20 世纪的不负责任负责?因为,知识分子本肩负着理清思想、引导舆论、指引未来的重任,结果却陷入了互相攻击没完没了的争论中,制约了社会政治的发展。最后,为什么说是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雷蒙・阿隆三人担起了那个时代的责任的重负?首先是因为,他们三人都不算纯粹的法国人,这使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局势冷眼旁观、保持清醒。其次,他们三人都智力超群,拥有敏感而准确的政治判断和道德判断。最后,他们三人都有着极高的道德操守,始终坚守良知、言行一致。托尼・朱特的《责任的重负》一书自出版以来即备受推崇。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法国 20 世纪知识分子行为的崭新的视角。书中对何谓知识分子,何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问题有着真知灼见。虽然研究的对象是 20 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但这一些见解,却又绝不仅仅只适用于 20 世纪的法国,而是适用于每一个时代。众所周知,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知识分子们总是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喜欢辩论、爱逞口舌之能,则是知识分子们最容易犯下的错误。正如胡适说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并且强调:舆论界的大危险,是偏向纸上的学说,而不去实地考察社会需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胡适在 1919 年发出这样的声音,其实正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舆论氛围里,高谈阔论者不乏其人,但彼此针锋相对,吵个不停,党同伐异。然而,热闹的背后,大家互相争辩的却都是一些概念学理上的分歧。说得天花乱坠,却都是一场场智力游戏,丝毫无助于解决问题。于是胡适总结道,说到底: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而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都是由于一个懒字。比起研究问题要面对的重重困难,显然高谈主义更加容易。确实如此。其实真要谈好 “主义” 也不容易,只可惜要把问题解决,其难度还远甚于此。于是我们能明白,不管是托尼・朱特批评 20 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还是胡适将空谈主义的风气归结为懒,其核心都是想强调,知识分子想要真正负起时代的责任是极为不易的。可能多数人,碍于政治派别,选择了迎合权力、随波逐流、见风使舵。只有少数人,才能够凭着良心说话、实事求是、言行一致,去切切实实地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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