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威尼斯是座旅游城市而已，而且是座小城。历史上它也一直没怎么大过，但却生生造就一个灿烂辉煌的海洋帝国，在地中海世界的广阔舞台闪闪发光，足有千年。

—— 就让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与大海的婚礼 "，是盐野七生所著《海都物语》中的一句话，它极其富有诗意，既彰显了威尼斯人对地中海辽阔的情怀，更包涵了深邃的历史意义。在了解了地中海中世纪历史之后，会发现无论如何都给不出答案：究竟是谁与大海的婚礼？到底是谁最终迎娶了这位独立且富饶，从未从属于任何人的" 新娘 "。但是，婚礼已然在进行当中，总要有人来揭开新娘的面纱，来领略海洋女神瑰丽的样貌，澎湃的热情，联结的财富，甚至骇人的怒火。在这场迎娶资格的抢夺大战中，数中世纪最为惨烈。在充满暴力的血腥，同时又富有狡黠的复杂博弈中，还能够瞥见其他利益相关各方将力量导入进来，谋求施以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影响。这场耗时一千多年，且极为复杂的多方博弈中，在地中海波光粼粼的映衬下，教会笼罩下的西方国家，一面呈现出面向海洋的共和体制之执着坚定，另一面透着土地财政为主导的封建君主制的离心、松散；而在奥斯曼帝国统合的西亚北非地区 —— 处在扩张中的阿拉伯世界，施以相对较为紧密的中央集权制，多元包容与强调一致性共存。这两个大共同体，作为两个大变量所构成的博弈基本面，掺杂着从城邦到王国的利益，将各自的需求相互传导所结成的临时利益共同体，以宗教、政治、经济、军事为手段，通过双方的意识形态阵营，向对方施以无与伦比的力量，展示势在必得的决心。01 地中海・世界中心的海 在环地中海，有一个在拉丁语中被称作" 黎凡特 "的地区，它将能够创造海量物质财富的商品，堆集在地中海东岸，嗅觉敏锐的商人们被金币吸引而来，不断地在东、西方之间来回穿梭忙碌。来自东亚、南亚、东南亚诸群岛、中亚、西亚北非、西伯利亚、东欧、西欧，价值高昂的奢侈品和大宗商品，食品、香料、手工业原材料、制成品和半制成品、金属及武器，各式各样的商品在这里集散，凡是能够被远途运输的东西，几乎都能够在这里买到，其中也包括奴隶。能够汇聚如此丰硕的物质与文化交流，取决于环地中海地区独特且显要的地理位置。黎凡特位于亚洲、非洲、欧洲能量与信息的交接处，往南是直通印度洋的波斯湾和红海，西北紧邻直抵欧洲大陆的地中海，往东连接东欧平原与中亚草原的黑海和里海，黎凡特因此成为了联系世界的枢纽。中世纪时期，这里承载着东、西方财富贸易的流出与回转。在富庶的东方，物质与文化极为丰硕，亚洲对欧洲的贸易逆差几乎是压倒性的。在两大宗教势力对抗的顶峰时期，" 世界的货栈 "曾短暂的随热那亚和威尼斯转移到了黑海北岸。出于意识形态上的敌意所单方面颁布的禁令，终究未能对商品贸易进行强力的约束。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很快就展现出了，对于海洋城邦共和国所建立的中介贸易渠道体系的依赖性。源自宗教信仰的禁锢，在桨帆船队或明或暗的不断刺破下，旋即烟消云散了。由土地与信仰而展开的战争，从未能够彻底阻挡自由贸易。以威尼斯为典型代表的，亚平宁半岛上的诸共和制城邦，因自身所处物理空间具有约束性的同时，也向其明确了生存指向，即 —— 中介于陆地与海洋、东方与西方，这两个不同空间秩序的特质。由贸易需求完全主导国家的内部运行、政治外交以及发动战争。在不同信仰催使下的陆权争霸中，以其所努力创建的海上（地中海）贸易秩序，而扮演着特殊且关键的角色。为什么偏偏是亚平宁半岛东北角，深藏于亚得里亚海最北端的威尼斯，发展成了欧洲的集市，乃至世界的贸易中心。02 变化的约束条件和不变的底层逻辑大致是在西罗马帝国大厦将倾，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条顿森林的日耳曼人，和欧亚大草原的游牧部族的不断入侵，出于对被掠夺与屠戮的恐惧，亚平宁半岛两岸沿海的部分人民，在罗马教会所敕建教区神父的带领下，组织起教民，以各自教区为单位，逃离陆地，躲避到沿海的潟湖和岛礁上，远离到蛮族够不到的地方，保护生命和财产不受打击。从赖以生存的土地，迁移到仅能提供居住的潟湖。这是在紧急情况下，基于性命攸关的考量所做出的选择。放弃土地迁移到潟湖，也就意味着，固着于土地之上的权利与义务，在物理意义无以定论从属的海面上，从前那套封建秩序不再适用了。此时面对流动性和联通性的海洋，人们必须要建立一套新的秩序。这种选择在本质上，是脱离了由土地财政主导的封建君主制的等级秩序，在新的生存环境下，被迫将社会生产要素进行重组：由此前的农民、时节、耕种、土地，转变成了水手、海文、船运、海洋。而又根据新生产要素所创造的经济体量的变化，人们要给出一系列恰当的制度安排，来加以应对。这批逃离陆地的人们，选择继承并延续古希腊民主制 —— 古罗马共和制，并进一步的创新和改善。而这又更推动了生产要素的重组效率，并从制度上保障了重组所带来的成果。在此后的地中海世界，以威尼斯共和国为典型代表的，此种秩序的内生性演化逻辑，通过对地中海上长久以来所形成的混乱现实的一系列改造，创生出了新的黎凡特海上秩序。在社会生产当中，人从来都不是以个体来与大自然交互的，尤其在面对海洋这一流动性的空间环境时，共同行动、集体互助就更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对于桨帆船来说，在海洋水文条件恶劣的地中海上航行，面对无可抗拒又经常突如其来的危险的时候，是不分贵贱的，所有人都同在一艘船上生死与共，绝无退路。于海洋上的这种生产的特殊性和知识的公共性，决定了它必须被集体占有。正是这样的生产逻辑，才使得威尼斯人始终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用倾尽所能对内普适的各项保障，决定着共同劳动成果即财富的再分配。共和体制下的此种新型社会生产关系，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威尼斯共和政府取得了令后世瞩目的成绩。而在这一切开始之前，首先要有能够凝聚起人心的力量。03" 一项事业成功与否，取决于它是否具有唤起民众的东西。"在人与自然的对抗中，人们发现面临的是极为严酷的，且看似不可征服的自然环境，人会在与自然的对立中产生敬畏。当已知的敬畏与未知的恐惧相结合，人就会把自然中不可触及的存在拟人化。在对自然地探索中，或必然或偶然的成功与失败，使人会更加相信那个被拟人化的存在。信仰即诞生于这种对抗关系中。而且人们会在彼此的拟人化空间里，寻找那个相互贴合的观念，以共同确立身份认同，因为它会使人在与自然的对抗中获得力量，并被不断强化。在一轮又一轮对抗 —— 增强的循环往复中，任何观念上的细微差别，都足以产生新一轮的身份区隔。源初，威尼斯的形成，是为了躲避来自蛮族的劫掠和屠戮。即，凝聚起威尼斯的，是对来自于外部的安全威胁的恐惧。当怀着这个最初的目的，来到潟湖安顿下来以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在摆脱了由土地所带来的一系列束缚后，又产生了新的精神困境。对于任何一个群体组织来说，创造一个全体都认可的故事，以凝聚起所有人的力量进行建设，是必要的前提。当时的威尼斯人，怀揣着要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既要在礁石上进行复杂的建筑施工，又要在喜怒无常的海上讨生活，用无助、弱小又可怜来解释听天由命，倒是更为贴切。而公元 828 年，由两个威尼斯商人偶然获得的福音书作者之一圣马可的遗骸，恰巧解决了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信奉天主教的威尼斯，在获得了新的守护神遗骸后，全民精神振奋。第一波针对国内的建设热忱从此刻掀起。在真正开始迸发出积蓄已久的力量之前，威尼斯人一直延续着自陆地逃离而来的社区生活组织形式，即充满了各式小手工业作坊的，自给自足的教区制。可以说，由数个在经济上独立的教区，组成了威尼斯对外松散的经济运行力量。而在政治架构上，少数几个传统大贵族世家操控着很容易被煽动的市民大会，这导致元首制有两次试图世袭，所幸被及时扑灭。截至 12 世纪，由外部环境引起的一系列变化，和威尼斯人采取相应的措施带来的改善成果，使得共和国得以从亚得里亚海前出至爱琴海，逐步的走向地中海和黑海。环境的变化和与之应对的努力，让威尼斯面对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在地中海地区的态势不断翻新的情况下，松散的教区制和市民大会选举制，已无法应对自身与世界在新形势下的关系。—— 必须再一次有一个好的故事，以凝聚起足够的力量：在每年的耶稣升天节，威尼斯都会举行盛大庆典活动。威尼斯人以" 与大海的婚礼 "来回应：如何进一步凝聚起全体国民的力量，又如何进一步发挥更大创造性的愿望。身份社会转向契约社会的开端 —— 达尔马提亚领主西罗马帝国大厦在内外交困中轰然倒塌后，欧洲的" 蛮族 "们相继完成了各自区域内的政治与文化整合，纷纷建立起了王国，并逐渐发展为欧亚大陆西部不容忽视的政治与军事力量。而拜占庭在财政问题上引发的一系列矛盾，进而导致统治失衡，使帝国相继丧失了对西亚、北非、欧洲原属领地的有效辖制，拜占庭的疆域大幅收缩。无论是北方的所谓" 蛮族 "，还是安纳托利亚南部、东部的阿拉伯世界，从原先的军事对抗到重新完成政治整合，这也就意味着，西亚北非环地中海地区的角力态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拜占庭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受到挤压，国力衰微的拜占庭，不得不以君士坦丁堡的贸易特权，来赎买威尼斯的海军力量拱卫西部。威尼斯在名义上是抵御诺曼人与海盗侵蚀拜占庭的中坚，但实际上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海盗问题才是威尼斯最为关切的。但是威尼斯人还更进一步意识到，需要在亚得里亚海 —— 爱琴海 —— 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亚历山大等几个重要的东西方贸易中转港口之间，建设一条" 海上高速公路 "来保障商船的运输效率。威尼斯人需要再一次凝聚起来，具备前出至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之外，在更广阔的海域进行自由交易的视野与格局。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了宗主国拜占庭授予的军事行动的正当性加持，威尼斯人在船队必经的航线上夺取了一连串的良港和海岛，以获封达尔马提亚领主为重要标志事件，威尼斯人以此后的一系列努力，使这条高速公路逐渐得以成型。直至成功的将里亚尔托变成了黎凡特地区，最终成为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商贸与金融中心。" 海洋帝国 "的操作软件：与生存环境相回应的内生性秩序在剧烈激荡的国际环境中，由圣马可和与大海的婚礼所先后激发出来的，逐步递增的精神动力，使得对" 利润 "嗅觉敏锐的威尼斯人，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对自身进行恰当的制度安排，来回应共和国在当前所处局势中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威尼斯都必须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向人们提供稳定的预期。当通往外部环境的通路被打开，威尼斯在东、西方之间，进行自由贸易所产生财富的效率极大提高，由内在与外在联系的顺畅性所带来的刺激，进一步激发并强化了在海洋上面对危险时共进退的潜意识。在威尼斯建设的这样一个政治框架基础上，以国家实力保障了契约的有效性，以威尼斯人对于契约精神的行为表述，传递着信用机制。在中世纪的欧洲大陆，人们普遍是以强调身份等级来交往的，而这样的身份社会是以土地财政为基础的。但以威尼斯共和国为典型代表的海洋城邦国家，是以签订契约作为人们之间交往基础的。在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互动的当中，很显然后者更能释放" 自由交易 "的活力，这也就使得海洋城邦国家向外导出的软实力，相较而言，能让人与人之间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交往，能将更有利于契约社会发展的社会能量吸纳进来。威尼斯商人们带着契约与信用，穿梭游走于各地，在大的意识形态阵营对抗之间，向各方相互输出资源和利益。在自由交易的融合性这一面上，推动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但必须要正视的是，欧亚大陆上的各方力量，聚焦在环地中海显现以剑拔弩张之势。而在文明秩序演化的意义上，在这样的一个物理空间里，将其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有机整体来看待的话，威尼斯在贸易秩序方面的建设努力，可以看作是，对这个空间整体当中的尖锐矛盾，用一个以经济为出发点而做出的调和努力。但同时需要看到的是，威尼斯是以" 利润 "为中心来建设这样一个秩序平台，这种调和属性是以" 利润 " 为中心的一个衍生品，即在具备调和属性的同时，它也制造了一系列破坏与分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