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个人印象》。作者伯林有三条人格主线：俄国人、英国人和犹太人，这对理解书中描述的 19 位 20 世纪知识界和政治界的名人，如：丘吉尔、罗斯福、魏茨曼、爱因斯坦等很重要。他喜欢人们表现出引人入胜的品质：朴素值得称道，诙谐也值得赞美。对我们这些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仍很年轻的一代人而言，当时欧洲被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佛朗哥、萨拉查和很多东欧及巴尔干半岛的独裁者所统治，政治天空着实黑暗无比，张伯伦和达拉第的政策没有带来一丝希望；很多人还没有对建立一个社会和道德方面都算健康的世界的可能性感到绝望，对于那些人而言，在我们很多人看来，仅有的一丝希望之光来自罗斯福总统和他的新政。他关注的并不局限于天才们。有时，那些想法褊狭、行为古怪、冒犯好人的家伙，也会吸引伯林，激发他去寻找精确的词句，贴切地描述其品质和怪癖。这类人不必是猛士或明星。一个集某些罕见奇才于一身的无名学者，也会让伯林觉得世界很美好。他喜欢人们表现出引人入胜的品质：朴素值得称道，诙谐也值得赞美。描写罗斯福时，伯林曾经对比了两类政治家。第一类政治家原则单一、思想狂热，无视人民和环境，使之屈从于自己的强大意志；第二类政治家有着敏锐的直觉，能意识到事物的发展方向和民众的感受，并推断采取何种方式实现他们的愿望。伯林写道：“我的区分标准，既非道德的，亦非价值观的，而是类型的。” 每一种类型里，都有品德高尚、富于魅力者，也有品行不端、声名狼藉者。伯林把加里波第、托洛茨基、巴涅尔、戴高乐、伍德罗・威尔逊和希特勒归为一类，而将俾斯麦、林肯、劳合・乔治、马萨里克、格莱斯顿和罗斯福归为另一类。对伯林来说，这些屈辱使他确信建立以色列国的必要性。他之所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是因为犹太人应该居住在耶和华的应许之地上，而是因为他希望地球上有那么一个地方，犹太人不再是少数民族，不用担心因为举止不合规范、无法模仿外族文化而受到外族人的鄙视，甚至遭到驱逐或杀害。“这三个条件是雄辩所必需的 —— 首先是一个合适的题目，其次是一颗诚挚而热烈的心灵，最后就是毅力或韧劲。” 作出这个观察之后，作者从丘吉尔大约四年前面世的《世界危机》一书第一部分中引文来透彻说明自己的观点，继而指出：“这类雄辩是假的，因为它是做作的…… 意象是陈旧的，隐喻是极端的。整个段落散发着虚假的戏剧气氛…… 连珠炮似的修辞祈使句。” 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许在一个方面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形见绌：牵涉其中的国家的领导人，除了法国明显例外，都要比他们的原型更为高大、精神上更为有趣。几乎可以毫无争议地说，斯大林比沙皇尼古拉二世更迷人，希特勒比恺撒更引人注目，墨索里尼与维托里奥・伊曼纽尔相比也是如此。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虽然同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一样令人难忘，但他们达到的绝对历史高度要比后两位稍逊一筹。罗斯福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在确保取得对自由的敌人的胜利之后），就是他表明，政治上的有效和仁慈是可能的，并告诉人们：按照 20 世纪 30 年代激烈的左翼和右翼的宣传，对政治权力的征服和占有是与人类的品质不相容的，但它必然要求对之严肃追求的人们把生命牺牲在某种无情的意识形态或专制统治的祭坛上 —— 这种充斥在当时的艺术和谈话之中的宣传，很容易看出来是假的。魏茨曼属于这一代人，属于这个牢靠的环境，并且成为它最完整的、最有天分的也是最有成效的代表人物。当他说话的时候，他对之演讲的正是那些他最熟悉的人；直到生命的终点，他是他们中间最快活的人。他满脑子思考的，都是犹太人的事；他的语言和生活观，都是犹太人的。他从他们之中创建了新的国家的基础，正是他们的性格、理想、习惯和生活方式 —— 超过任何其他单个因素，使他们成为以色列国。由于这个原因，它或许是存在于当代世界中的对 19 世纪民主最坚定的信仰。爱因斯坦企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为这个国家能够通力合作。但他失望地意识到，一系列事件使这种企望在眼下难以实现。他始终如一地支持以色列犹太人国家，认为必须在这里追求犹太人的理想，特别是其中的三个方面：“追求知识本身，酷爱正义，以及渴望个人独立。” 伊扎克・萨德赫的生活方式非常奇特：他的商店上午不开门，他要去拳击、组织足球比赛、摔跤、做画家和雕刻家的模特。他对自己的相貌引以为豪，他健美的体魄不时会引起里加市的一些年轻自然主义画家和雕刻家的兴趣，这使他深感荣幸。一想到自己的这种异端行为会怎样深深地触怒他的母亲和亲戚，他就会感到开心。他读过尼采的著作，决心培育自己天性中的酒神风格。这段时间，他在两性方面似乎相当节制，但他后来成了一个因不忠而出名的多情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