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洲文明于十六世纪开始张开大帆、迈向海洋时，他们所掌握的优越航海技术和所具备的旺盛探险精神，令邻近大洋的其他文明均不可能再闭关自守。而那些商船和战舰上的先进大炮，更是他们扩张海权的利器，并成为几乎每一个东方国家的梦魇。郑和以后的大明帝国对于海洋的关注度一向不高，甚至还曾采取海禁政策，但在大航海时代中，却也无法阻拦已经冲击到中国沿岸的西潮。而东西方接触后所衍生的庞大经济利益，不仅令欧洲这些海权国家积极开创或争夺这一广大市场，更吸引了闽粤人士开始发展私人海上贸易。大明帝国末期主要的威胁，乃来自陆上精于骑射的北方少数民族以及内部的民变，在连亘二三十年的军事冲突中，对火器的倚重益发明显，不仅外来的火绳铳（又名鸟铳，十六世纪中叶即已传入）逐渐加入个人用火器的行列。且自天启元年起，曾数度将西方铸造的红夷大炮解京运用。这些炮大多打捞自广东沿海的欧洲沉船，威力远超过中国军队长期所使用的佛郎机铳、将军炮、灭虏炮或虎蹲炮等。也因此火炮的操作与铸造技术，成为近代东方大陆文明向西方海洋文明学习的第一堂课，并在战场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本书即从十七世纪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会战之一萨尔浒之役（1619）出发，探索金国如何以其训练精良的弓箭手，搭配雷霆万钧的铁骑，大败过度迷信传统火器的明军。而战败的明军又如何在南洋地区闽籍工匠的协助下，积极仿铸欧洲前膛装填式的 “吕宋大铜炮”，惟因品质远逊，结果未能在稍后的沈辽之役（1621）力挽狂澜。而澳门地方也因自身的防卫吃紧，且其铸炮工业尚在起步阶段，又不愿将其赖以生存的高阶武器提供外人，以致无法满足明廷的迫切需求。在此状况之下，广东沿岸的欧洲沉船遂因缘际会地成为西炮的供应来源。天启年间，先后共有来自三艘沉船的四十二门大炮因此被打捞并解运至北京。这几艘远渡大洋却沉没在东方大陆边缘的欧洲帆船，均是在相互劫掠或运送货物的过程中遭逢意外（暴风雨或触礁等）。亦即，在这中西次大规模接触的时代里，沉船还不是双方军事冲突的结果。这些捞得的先进火器，虽然只是当时欧洲扩张在世界各地所衍生出的一小段插曲，却直接或间接催化了中国军队所用武器的重大变革，不仅因此改变了中国战场上的攻守形态，甚至进而在明清鼎革的大动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