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题目给写坏了，本书还是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方便为列宁辩解，大概 10 个方面，通篇是列宁是好的，可是被斯大林搞坏了，或者是历史条件所限苍白无力的辩解。是否正确，用意识形态和制度来判断是西方的文宣，谁信谁傻，社会的进步是体系的比拼，人类历史上进入文明社会后，第一次变局是游牧采集和农业社会的比拼，游牧采集的顽强的个体战斗力最终不敌农耕社会的人口能力和生产效率，无论是印度还是奥斯曼帝国，特别是大清帝国，最终都是游牧民族被同化下马定居而结束。第二次历史变革和农耕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进化，谁先工业化谁先进，如何进入工业化各种环境机缘，和制度和意识形态无关，否则如何解释利比里亚和菲律宾为何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社会转型是否成功，深层是文化（文明）基因，俄罗斯传统游牧农奴制，彼得大帝完成了农业下马落地，但面积太大，不得不延续传统的分税官制度，这也为后来苏联的 15 个加盟共和国的产生基础，苏维埃成功代领人民完成工业化，列宁是开创者，斯大林是伟大的执行者，如果没有斯大林，希特勒已经统一欧洲了。苏联的最大失败是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游牧民族的基因，不重视政权传承的正当性，小集团的轮流坐庄（八王议政），人口问题加上文化基因，才是帝国解体内因，奥斯曼帝国，蒙元帝国都难逃解体，地理因素让华约组织，东欧部分是基础工业基地，乌克兰集中了大量核心工业，俄罗斯只有部分军工业和能源系统，帝国分裂过程也是去工业化过程，强大的苏维埃帝国被打回原形。本书败笔是用西方意识形态去辩解，没有写出列宁主义的政治内核。

每日一书：《列宁政治遗产十论》。列宁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当然是高度集中、组织严密、钢铁般纪律的苏联共产党和一党执政以及党国一体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模式。1895 年春，列宁第一次出国，在瑞士的苏黎世、法国的巴黎、德国的柏林等城市，住了近四个月。期间，列宁会见了普列汉诺夫以及 “劳动解放社” 的其他成员，同他们研究如何在工人群众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列宁回国时，特地带回一批只能在国外出版的秘密俄文书刊，以应革命宣传鼓动之需。由于有这样的经历，有与侨居国外的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交流，列宁回国后，就积极在工人中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并于当年的 12 月，成立了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可是，协会刚成立，12 月 30 日的晚上，沙皇政府的警察就抓走了以列宁为首的 40 来名成员，将他们投进监狱。1897 年 2 月，列宁被判处流放东西伯利亚三年。流放期满后，列宁回到彼得堡，感到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无法开展革命活动，只得于 1900 年 7 月，又去了国外。这次出去，列宁多数时间是住在慕尼黑、伦敦、布鲁塞尔等城市，开展指导俄国工人运动的工作。俄国布尔什维克这个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在国外成立的。党的第二次、第三次代表大会，也是在国外举行的。至于 1900 年 12 月创办《火星报》,1901 年春创办《曙光》杂志，1905 年 1 月创办《前进报》，无一不在国外进行，如慕尼黑、莱比锡、布鲁塞尔、斯图加特等西欧国家的城市。1905 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列宁就住在日内瓦，遥控指导国内的革命行动。同年 11 月，列宁回到俄国。1905 年革命失败以后，列宁在芬兰也住不下去了，1907 年冬，他离开芬兰，直到 1917 年 4 月，即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之后，才回到俄国。如果真如列宁所断言，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虚伪，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骗局、陷阱，那么，列宁还有可能在西欧各地指导俄国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吗？因此，应当如实地说，资产阶级民主既有虚伪的一面，也有依法管理国家、遵循法治原则的实在的一面。这些，都是列宁的亲身经历。恩格斯早就告诫过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 “左” 得可爱的人士：工人阶级不能拒绝民主共和国。何况，列宁的革命活动，就是利用西欧民主共和国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而得以开展的，他亲身体验、感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对无产阶级开展革命活动的有利一面。从理论上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说得很明白：“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 恩格斯还从国家产生的源头上，考察国家与旧的氏族组织的不同点，指出其中之一就是 “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 “公共权力” 的必需，就是缓和因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导致的社会冲突，把冲突保持在一定的 “秩序” 范围之内。所以，国家既有作为阶级压迫的暴力机器的一面，又有作为维持一定秩序的公共权力的一面。对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列宁也不该立即肯定它是世上独一无二的顶级民主制。因为列宁断定 “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的时候，是 1918 年 11 月。此时，十月革命胜利、苏维埃政权建立才刚刚一年。当时的实际状况是，苏维埃政权实施大恐怖是实在的，而苏维埃政权的民主还没看到实在的东西，或者说苏维埃政权怎样保证民主制的实施，还来不及有所表现。就算列宁这样说是为了批驳考茨基的反苏维埃言论，但是当时和考茨基展开论战，并不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迫切需要。因此，列宁这样断定，除了给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之外，对于反击西方国家，包括反击西欧社会民主党右翼人士反对十月革命的言行，至今也没有看到曾经有实际作用的历史资料。历史的实际是，十月革命胜利后，新建立的苏维埃国家把全国党、政、军的权力，一下子集中到没有任何治理国家的经历和经验、被称作 “职业革命家” 的人们手里，即党中央政治局手里。而这个以列宁为首的 “职业革命家” 群体，又认为为了巩固新政权，可以不顾法律，采取他们认为需要采取的任何措施。这样，这个 “职业革命家” 群体的成员，似乎就可以全然不顾现代社会政治生活所应当具备的权力的合法性、决策的程序性以及行动的规范性。所有这些使得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表现出那种藐视法治的恐怖主义和专制主义倾向。对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这些做法，从关心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出发，就连当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具有崇高威望的左派领袖之一、为十月革命欢呼的罗莎・卢森堡也表示担心。她认为，“专政就是运用民主”，并呼吁 “不要抛弃资产阶级民主，而要用社会主义的新内容去充实它”。客观地说，罗莎・卢森堡的意见是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