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共有的习惯：18 世纪英国的平民文化》。习惯并不倚仗别的事物，而是自成一类 —— 是环境、心态，是有关话语、合法性和期望的一整套词汇。18 世纪的英国，市场经济日益明确，无地者失去了公地，面包价格在匮乏之时被放松管制，时间成为了战斗，“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拉开了极大的距离，相互间极为疏远”，“如果 [18 世纪的] 平民们不去维护他们的权利，伦敦及其临近地区今天可能就没有公园了”。本书关注的正是这一背景下，平民对工业化作出的反应，他们共有的 “习惯”，即 “环境，心态，有关话语、合法性和期望的一整套词汇”。汤普森的核心论点是，“18 世纪习惯特别活跃，某些‘习惯’甚至是晚近才创造的，用以要求新的‘权利’”。书中汇集了 8 篇论文，将 18 世纪英国的平民文化解构成传统、价值观、仪式、物品、符号和象征性语汇等多个维度进行分析。除历史档案外，还引用了大量轶事、民间传说、诗歌及口头和文学资料，将 18 世纪的民俗习惯描述得生动鲜活。《贵族与平民》和《习俗、法律和共有的权利》探讨了 18 世纪英格兰主要农业地区贵族家长制和穷人传统延迟的局限性。传统家长制认为贵族是 18 世纪英国的唯一阶级，他们是唯一有阶级意识并通过垄断地方行政和中央权力来促进自身利益的群体。汤普森则提出，穷人也会与社会等级中略高于他们的人一起反抗，这种反抗暴露了他们的屈从极限。此外，随着土地所有者在农业资本主义中地位日益稳固，他们还会牺牲小佃户的利益，通过农场兼并将资本化程度较高佃户的土地合并在一起。推倒围栏、盗伐林木、偷猎等多样的抗议形式，都是对习惯的有力捍卫，是维护被私有化铲除的习惯和权利的决心，而私有化本身又是以新法律为支撑的。因此，“习惯位于法律和农业实践的分界面，它既可以看作惯例，也可以看作法律。”《18 世纪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一文中，汤普森反对将粮食骚乱简单归结为对经济刺激的被迫反应。他认为，虽然经济因素可能引发暴动，但人群也有理性的 “合法化观念”，这些观念来自习惯性的社会规范和经济责任。面对自由放任的经济和当局镇压，匮乏时期进行市场调节的家长式传统逐渐衰落。而劳动人民捍卫了这种家长制，他们抵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对习惯实施保护。《道德经济再考察》对道德经济遭受的批评和误解做了全面的回应，通过国际比较（如爱尔兰和印度）说明背景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可惜，文中没有提及市场机制实施、家长制衰落与骚乱爆发之间的时间差，有些混乱和疑惑。《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详细阐述了工业化发展、新技术（钟表）、学校教育及对体育运动的压制，导致工作模式从任务导向转为规范化。人们对时间的认识发生了转变：“时间是通货，时间不是自然消逝而是被花费掉了”。前工业社会是农业和制造业相联系，以土地和手工业为主、以家庭为单位的习惯性工作方式。“圣周一” 传统就是最典型的象征，周一作为假期是世代相传的工作观念。这种习惯性的懒散观念与工业资本的严格要求形成对抗，前工业化工人慢慢转变为工厂雇佣工人，以满足新崛起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需求。尤以工厂和矿山对机器的投资巨大，如考勤钟的发明人所言，“我们的时间被简化为一种规范，一天的金块被铸造成一个个小时”。因此，“工业革命初期的许多典型斗争，既是关于工资或工作条件的斗争，也是关于习惯的斗争”。《买卖妻子》和《喧闹游行》两篇趣味性最强，在 19 世纪的报刊上，“卖妻” 被讥讽为工人阶级的一种离婚形式，被小说家托马斯・哈代误解为纯粹的金钱交易。作者指出喧闹游行和卖妻仪式，代表了一种平民内部独立解决自身问题的机制，不需要国家法律和任何形式的权威，公开宣示当地的性行为标准。这些仪式提供了一种象征性语汇，习惯和规范通过这种语汇既受到挑战，又得以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