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推行的新政背后，蕴含着崇高的理想。诸如方田均税法、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等，旨在构建一个抑制兼并、实现社会上下富足的愿景；保甲制度则是为了打造一个兵农结合、具备自卫能力的社会；而兴办学校、改革科举，意在构建一个开明、合理且教育普及的社会。这些均是顺应时代需求的革新举措。然而，问题在于实施时过于急功近利，导致弊端丛生，且法律虽好，却难以自行运转。王安石最大的失误，起初源于他性格上的偏执，常因小事而失去公众的支持。像推行新法这样复杂而庞大的工程，需要广泛的人际支持，但他却刚愎自用，不惜破坏原本良好的人际关系。正直之士不愿与他合作，于是小人趁机而入，世人或许误以为王安石周围尽是谄媚逢迎之徒，这其实也是时势所致。史书记载，王安石执政期间，忠厚老成之人被视为无能而被排斥，狡黠机敏之人则被重用；坚守道义、忧虑国事者被视为流俗，而违背常规、损害百姓者却被赞为通达时变。“法律本身并无不善，问题在于执行之人。” 熙宁变法的失败，这一症结尤为关键。

王安石变法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一次变法，古今中外各路英雄豪杰都对此进行了褒贬不一的评价，时至今日仍然无法达成共识。赞成他的人称他为资本主义的先行者，甚至称之为 “三代以下惟一之完人”。反对他的人则把他看作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的异端、北宋灭亡的历史罪人、历史上真正的 “小人”。个人认为，王安石提出的 “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的理念超越了当时的时代，他和宋神宗主导的熙宁变法最终失败有多重原因。一是个人层面，王安石性格坚定，不允许反对的声音存在，让他错失了一些在变法过程中适时纠偏的机会，加上他选人用人不当，造成了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乃至反叛。二是时势层面。王安石曾提出 “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认为变法缓行会有利，急进害处多。但是北宋周边局势的动荡造成了宋神宗急于凭借变法的成果来抵御外部压力，从而在富国的过程中带来了政策的失真，给普通百姓套上了沉重的枷锁。三是最为根本的体制层面。变法措施由 “惠民政策” 变为 “逐利行为”，导致产生这种偏差或目标偏离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源于专制权力，在没有约束权力的机制下鼓励官吏求利，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导致吏治更加腐败，造成与当初设想不同的后果。

今年看了好几本这类书，总是欲罢不能，许焯云老师粗线条的历史对我历史小白读起来就特别吃力，也很难坚持如下去。学习历史就像串珍珠项链，只有先收集足够多的珍珠才能串成一条项链。用 10 年时间编四条珍珠项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