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读到的很多精辟观点，在观察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时，同样能够找到共鸣。

中世纪欧洲的封建领主和旧时江南士绅一样，大多奉行长期主义，农民虽然疾苦但依然可以维系。就像传统的家族企业，总还希望生意永续。现代企业则不同，他们的管理者不是所有者，在各种有形无形的 KPI 指导下，必然引发短期行为，“御前会议” 中的官员们也是一样。一切都依赖领导者的个人能力和高瞻远瞩，如果行动方向正确，并赶上恰当的时机，国家往往能发生飞跃，但反之，也会瞬间跌入深渊。

旧制度是一种由封建残余和集权政府两种元素组成的混合社会，这种混合导致了社会的畸形，生活在旧制度中的人，无论是农民、贵族还是资产阶级，没有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这种不满逐渐累积起来，最终在各种社会因素的助力下爆发成了大革命。其实纵观世界史，很多国家都曾爆发过革命，但称得上 “大革命” 的，却寥寥无几。究竟什么样的革命能称得上这个 “大” 字呢？著名学者朱学勤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广义的革命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改革，是只停留在政治层面上的，比如美国革命；第二层，是小革命，涉及到了社会层面，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第三层，是大革命，涉及到思想文化领域，大革命不只改造社会，还会改造人的思想。英美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核心区别就在于，是否打破了政府权力和思想文化领域的边界，一旦边界打破，这个革命就是大革命了。但无论是政府权力想要控制思想文化，还是思想文化试图指导政府权力，都会产生严重的问题，为了避免类似的疯狂再度发生，就需要警惕两者之间的边界问题。托克维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挣脱时代的束缚和身份的偏见，在更高的视角下评价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