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2 年盛夏，南京皇宫里，明太祖朱元璋的午后政务被一群大臣打断了。礼部尚书陶凯领着几位重臣，郑重地捧上一个漆盘 —— 盘里放的并非什么珍宝，而是一对来自句容县、长在同一根蒂上的瓜。这个看似平常的自然现象，从此被赋予了深重的政治意味，也成为美国明史学家施珊珊在《瓜生同蒂：明代的皇帝与臣民》一书中，剖析明初政治的一个精彩切口。作者首先揭开了这段历史中的 “罗生门”。关于这件事，至少有三个关键记载：朱元璋亲笔的《嘉瓜赞》、官修《明太祖实录》，以及当时在场的大臣宋濂写的《嘉瓜颂》。几处记录明显对不上 —— 比如，到底是谁主导献瓜？朱元璋写的是陶凯，宋濂却说是丞相汪广洋。大臣们极力将这对瓜阐释为祥瑞，把 “同蒂” 比作国家统一、天命所归，尤其强调瓜的产地句容是皇帝的 “祖乡”，寓意深远。然而朱元璋的反应，在各版本中都显得谨慎而克制。他嘴上谦称 “是百姓孝顺，朕有什么功劳”，内心却充满警惕。他曾明确说：“草木呈现祥瑞，是生长之地和当地人的事，与朕何干？” 在这位皇帝看来，一对小小的并蒂瓜，根本承载不起 “天命” 这么重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他深知：定义什么是祥瑞、并垄断其解释权，本身就是一种关键的政治权力。于是，一场简单的献礼，悄然变成各方争夺话语权的暗战。作者精彩地解读了瓜蒂下的政治隐喻：宋濂特意点明这是 “西瓜”，并提及 “瓜本出自回纥”，可能是在委婉推动朝廷经营西域；群臣反复强调句容是 “祖乡”，或许也别有用意 —— 当时朱元璋正耗巨资营建凤阳中都，臣子们借此暗示：帝业的渊源不只凤阳，应天府所辖的句容也是福地，实则劝谏皇帝慎重定都。朱元璋的冷淡回应，正是对这种 “借祥瑞进言” 风气的抵制。最后，他仅赏了种瓜人张观一千二百钱作路费，将瓜收进太庙，以最低调的方式为事件收了场。这一切，只为申明一点：最终的解释权与决定权，必须牢牢握在皇帝一人手中。

《瓜生同蒂》一个祥瑞，几种命运，是皇帝的意志，还是臣民的逢迎，或是为了改变命运的努力一跃。都是画中的人，却是看不懂命运的草民。瓜生同蒂祥瑞，却是出生于皇帝家乡旁边，如何圆这个惊天大谎呢？皇帝的心思是什么呢？草根出身，是要他们（臣民）拼命寻找承天顺命的天子之兆，还是掩盖自己穷小子一枚的历史真实。再加上呈瑞之家的历代简历，原来一切的演出也是要有付出，也看一点命数，赶上丰年，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赶上灾年，流连失所，家破人亡。原来历史不仅仅是几句元亨利贞，还有许多的烟尘在浮现，只看正史容易迷茫，哪里都是风调雨顺为何就国破家亡？明明是忠贞义士，咋就成了 “遗臭万年”（当然遗臭万年的再也不翻案啊）。细节，历史的细节就是活生生的人生。谁人不是。

历史书写是政府把控事件阐释的一种方式 —— 即使有时候它不能控制事件本身。历史书写的传统逐渐形成于汉代（前 207—220），此后，历史由史官撰写，包括大事纪年、传记和专题论述。在唐代（618—907），史官被要求：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焉。历史的基础材料是起居注等日志和其他部门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