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著作从理论上说明了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矛盾。该书开篇便指出，在后自由的积累体制中，国家的角色发生了改变。尽管在自由体制下，国家的主要职能是使私营市场经济合法化，压制对私营市场经济的反抗，但是现在国家还承担起了额外的危机管理职能。此外，国家还试图通过反周期支出的方式来缓和繁荣 - 萧条周期，例如，创建一个公共部门，以部分替代市场，以及通过总体国家（性质）的谈判来管理劳资关系。然而，即使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体制规避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危机趋势，它也没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问题。它所做的反而是转移矛盾，将危机的中心从经济转移到国家，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哈贝马斯采用有边界的领土国家的视角（并且有争议地忽略了全球维度），继而概述了战后体制所特有的具体的政治矛盾。一方面，国家承担了危机管理的任务，切实负担起了确保经济增长、相对合理分配、可接受的就业水平、工资 / 价格稳定、社会福利供给的责任 —— 过去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最好留给市场来解决。作为结果，国家便使自身暴露于失败的可能性之中，或者甚至暴露于 —— 倘若国家政策打开了制度局限的缺口 —— 行政危机的前景之中。另一方面，国家现在需要来自民主公民的大量的合法性储备，因为责任的增加必然要以更多的公众支持为前提。然而，这个社会的基本阶级特征并没有改变，而且原则上可能经受不住强有力的民主审查。因此，国家也可能陷入合法性危机。为了避免后者，国家便会寻求一种特殊的政治支持：一种无意调查国家行为的真实目的或理由的被安抚的、消极的公民，同意积极的国家行为的普遍意愿。哈贝马斯的问题是：国家可以在不引发合法性危机的情况下 —— 不激活公民、不让其对利用公共权力来为私人利益服务的行为提出质疑 —— 为致力于维持阶级统治的扩大的行政职能争取到足够的公众支持吗？在哈贝马斯看来，答案取决于社会和道德心理。尽管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形式具有固有的合法性危机趋势，但合法性危机并非必然会发生。确切地说，当且仅当行政危机与动机危机同时发生时，才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在动机危机发生时，足够数量的公民将拒绝接受私有化、消费主义和职业主义导向，而接受这种导向是他们忠于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基础。一旦公民摆脱使制度免受挑战的政治被动状态，他们就可能质疑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并要求废除阶级统治。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可能性反过来又取决于公民接受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制度秩序的规范正当性的社会化程度。只要有足够数量的公民坚持认为，应当证明或废除阶级统治的正当性，那么一场动机 - 合法性危机就是可能的。但是，如果这种取向逐渐被削弱或被破坏，那么即使一场全面爆发的行政危机，它也不会转化为合法性危机。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似乎已经具备了全面爆发合法性危机的条件。「青年学生」掀起了一波全球抗议浪潮，引领其他不满的阶层，摒弃个人消费主义的满足感（正是这种满足感，支撑着中心国家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由此产生的「动机危机」引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的、迅速高涨的去合法性浪潮，这一浪潮似乎彻底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政治危机；不是分配冲突，而是围绕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结构的边界斗争。然而，随之而来的转变并不是哈贝马斯或者他的新左派先锋所想要的转变。资本主义非但没有被取代，反而获得了新形式 —— 我们当今所处的新的全球化、金融化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