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冲动的社会》。在这个冲动的社会中，所有对快乐和满足的强调，最终的产物却是焦虑。高强度、长时间地进行网络游戏活动会改变人类的大脑结构，影响大脑负责决策和自我控制的部分。网游成瘾的这种效果与毒品和酒精的效果类似。网游成瘾会导致患者的感情发展推迟或异常，使患者认为自己无能、脆弱，无法参与社交 —— 也就是自我凌驾于超我之上。用 “重新开始” 康复中心的创始人之一、网络成瘾治疗专家希拉里・凯什的话说：“这些患者被他们的冲动完全控制。”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冲动的社会中，所有对快乐和满足的强调，最终的产物却是焦虑。在过去的生产者经济中，消费者只有经过长期的自律和努力才能获得一瞬间的强烈满足，然而在新的消费者经济中，人们可以更快、更有效率地获得这样的满足。曾经由工程师和会计师控制的大型制造公司开始雇用大批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甚至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分析师，一位业内人士曾这样描述：“这场战争的关键是消费者的内在心理状态，因为这种状态动态地决定了人们想要购买什么，不想购买什么。” 相反，这些东西是固有的、集体的，并且常常是令人不快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有耐心，必须包容我们不熟悉的事物，必须愿意妥协和牺牲。简言之，社会的挑战要求我们必须面对这些不美好、不高效的东西，然而以欲望驱动、一味追求高效率的冲动的社会却不断地劝说我们回避这些东西。在如今的政治模式下，选民们在竞选的过程中一直沉浸在一种高度个人化、充满狭隘情绪以及严重单边化的体验之中，因此在选举日结束之时，很多选民无法轻松地走出竞选模式 —— 他们拒绝接受现实，拒绝接受继续前进所必须进行的种种妥协。记者兼政策专家乔纳森・罗曾这样讽刺道：按照目前衡量经济成功的标准，“美国最差的家庭反而是那些真正以家庭的方式运行的家庭，他们自己烹饪餐食，在晚餐后外出散步，他们进行真正的交谈，而不是在商业文化中放养自己的孩子。在家就餐、与孩子交谈、用散步取代开车，这些活动都不需要花钱，因此这些家庭会比其他更为商业化的家庭支出更少。良好的婚姻关系意味着在婚姻咨询及离婚官司方面的支出更少。因此，按照目前的 GDP 标准，这些良好的家庭关系都威胁着经济的健康。” 通过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便迈出了反叛冲动的社会的第一步，因为我们拒绝了支持冲动的社会存在的核心理念 —— 短视的、自我沉醉的、破坏性的现状是整个社会的最优情况。这条冲动的社会的核心 “真理”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 —— 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当然，接下来，我们还需要鼓起勇气来回答这个问题。♞ 冲动的社会的核心矛盾：一味追求经济效率虽然为我们提供了更高的个人权力，同时也摧毁了很多哺育我们的东西。♞ 个人消费的目标日益变成寻找和创造一种可供我们自我表达的领地 —— 包括能够强化我们的自我形象和向我们提供精神满足的地点、商品、经验、社交网络和人。♞ 不论在线上还是线下，我们越来越执迷于对新信息的挖掘，而不再有动力和能力对手头已有的信息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分析。我们越来越不能集中注意力，越来越无法区分哪些事物真正有意义，哪些东西只提供一种肤浅的刺激。面对复杂深刻的想法和问题，我们越来越力不从心。♞  设计出一套新的度量标准可能成为我们远离冲动的社会控制的第一步。因为有了这些新的度量标准，我们才可以不仅仅着眼于 GDP，不仅仅计算公司的净利润或净亏损，转而更全面地评价整个社会的健康程度。这套新的度量标准将迫使我们展开一场更广泛、更社会化的讨论，探讨我们将采取怎样的价值观，以及为了支持这套价值观我们必须做出何种取舍。♞ 在我们的经济中，金融化已经变得如此根深蒂固，只有外界的干预才能让我们重新找到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平衡。

本书写于特朗普上台前，作者观察了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分歧愈发剧烈的美国社会，在制造业和房地产的繁荣后，美国或者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面前似乎只剩两级分化的深渊，社会能提供的尊严和安全感有限，网络和消费主义却能让人人成神，所以大众日益狭隘又缺乏风度和耐心，社会日趋碎片化。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只能由人产生，而现代技术和金融业却可以完全跳过人力产生巨额财富，我们到底像工业革命前期失去土地的农民一样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被碾碎的代价，还是人类已经注定不可能拥有更平等团结的未来？作者在书的最后一章乐观的展望美国的分歧将日益减少，但特朗普的上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变得更温和，也许人类作为一种种群庞大的群居动物却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本就是无可跨越的原罪。

今天要聊一本书，叫做《冲动的社会》，作者：保罗・罗伯茨，讲的是美国社会是怎样一步步从团结走向割裂，从长期规划到只看眼前，从求同存异到势不两立的。但所论述的现象在眼下的世界其实相当的普适，内容非常丰富，对于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非常有启发。这本书的内容当然不是一篇文章能概况的，今天分享的只是我个人最感兴趣的三条线索，也是我认为导致如今社会样貌的最关键的三个要素：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贫富分化。个人主义在本书的论述中，个人主义在美国的崛起和一家公司有着直接的关系，那就是福特汽车。福特发明了流水线，带来现代分工，使得工人的技术门槛大幅降低，同步降低的还有汽车的价格。而且福特认为，高工资消费者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只有提高工人工资，他们才可能买得起自己生产的商品。亨利・福特说：“我们所生产商品的最主要消费者正是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者。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一事实 —— 这是我们创造财富的秘密。” 工人收入上升，汽车价格降低，带了汽车的快速普及，用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话说，“小镇的男孩和女孩都可以轻松驱车 20 多英里去路边的旅馆跳舞，而无须忍受邻居监视的目光”。随着年轻人可以自主的摆脱乡土社会下的社会关系，个人主义的萌芽就开始了，从此，年轻人对城市的向往就没有停止过。而随着消费主义和科技的发展，廉价的个性化的商品及服务越来越触手可及，进一步促进了个人主义的发展。在漫长的历史上，那种紧密的社会关系，各种合作与妥协其实是物质资源匮乏的限制下，不得已的选择。而当今天的年轻人发现，多数情况下个人基本的生存所需已不再是问题时，合作与妥协的意愿就会一步步降低，我们对 “自我”“个性” 的关注越来越高，商家们也乐的为 “与众不同” 大唱赞歌，“不跟随”“我就是我”“我要的，现在就要”… 只要你继续购买我的商品就好。个人主义社会一步步走向了 “自恋” 社会，我们对自身的关注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由外到内，从时尚、饮食、瑜伽、健身，到灵修、冥想以及各项身体生理数据的监控。在互联网工具的助推下，我们的信息获取也走向单一化。信息茧房这个词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这本书中给出的一个数据却让我对信息茧房有了新的体会。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只有 1/4 的美国人生活在深红或深蓝地区，所谓深红或深蓝地区是指某一党派在总统选举中能以超过 20% 的优势胜出的地区。然而，如今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地与和自己观点相近的人聚居在同一社区，因此今天已经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住在这种所谓的 “压倒多数地区”。信息茧房不只是数字媒介意义上的，而且是物理意义上的，随着人自由迁徙能力的提升，整个物理世界也随着重新洗牌。多样性的消失意味着极端的崛起，当我们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我们对自己的观点、价值观就会越来越确信，当我们越来越确信自己是对的时，还有什么理由倾听另一种声音呢？消费主义这次我们又要从另一家汽车公司说起，那就是通用汽车。福特是农民的儿子，注重实用和性价比，而通用汽车总裁斯隆则出身富贵，受过最好的教育，他关注的不是性价比，而是消费者心理。斯隆干了两件事，直到今天都是消费主义的重要推力。一，福特认为高工资是工人消费的前提，而斯隆说 “不”，不需要给工人高工资，给他们提供消费贷款就可以了；二，“动态淘汰” 策略，不断推出新车，新改进，哪怕没有技术创新，换个新颜色，改一下内饰，配合市场营销，一台更好、更能彰显你的品味与地位的车就面世了。斯隆曾说：“每年我们都尽可能造出最好的汽车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下一年我们会继续造出更好的车型，让消费者再次觉得不满足。” 至此，斯隆找到了解决现代工业机器过度生产问题的完美方案，从此，无论商家生产出多少过剩的商品，消费者无穷无尽的欲望都可以将其消化掉。手机厂商的玩法原来在 100 年前就已经被汽车公司玩的风生水起了。从此开始，个人主义的诉求开始被消费主义不断满足，战后时代的著名消费者市场推广专家皮埃尔・马蒂诺曾经说过：“几乎所有商业行为背后的动因都是消费者的个人理想，即消费者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强调自我表达的时代，消费者选择某种产品、某种品牌、某种机构，往往是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他们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信息获取的行为已经变得比信息的内容更加重要，例如我们囤书而不读书，仿佛买书本身已经获取了书能提供的一切。消费者身份开始取代一切市场关系中的其他身份。如唐诺所说，当我们买书时，我们有两重身份，一重是 “读者”，一重是 “消费者”，当我们是 “读者” 时，在书籍的世界，我们的身份是谦卑的，我们通过书籍与作者对话，向作者求教各种知识。当我们是 “消费者” 时，我们切换到商业世界，我们是高高在上的，所有书籍只是商品，陈列于此供我们挑选，从装帧、纸张到排版、内容，随我们任意褒贬，当我们看不懂时，一定是书写的不好，当书中观点与我们不一致时，一定是作者的 “三观不正”。而消费者身份轻而易举的就击溃了读者身份。贫富分化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CEO 的薪酬差不多是员工中位数收入的 20 倍。而到 2000 年之后，CEO 的平均薪酬已经达到了员工中位数收入的 400 倍。一个普通员工要工作 400 年，才能与 CEO 一年的收入持平。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由于工会力量强大，企业文化也更趋向于家庭文化，公司与员工是一体的，管理人员非常注重与员工及合作伙伴的关系。在 1973 年的经济危机中，美国经济出现了显著的收缩，但工资的降低只占整体财富损失的 1/3 左右；其余的损失则被公司内部吸收 —— 公司吸收损失的途径包括削减产量和降低对投资者的回报率。这显然不是股东们愿意接受的，然后有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开始以公司股票代替现金激励公司高管，如此，高管们的利益与股东绑定在了一起。CEO 们收入的飙升由此开始。股价成了高管们关注的中心，股价的抬升意味着高管们收入的激增，与长期的目标相比，如何达成季度财务目标成为了最高优先级，所有能刺激短期股价的办法都是好办法。当遇到困难时，稳定股价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裁员和股票回购，普通员工随时会被牺牲，而即便在经济危机期间高管们的年终奖也几乎不受影响。2008 年经济危机中，公司的财务损失有 98% 由劳动者承担，而在 1973 年这个比例是 33%。而造成经济危机的华尔街银行们，却凭着 “大而不倒” 的理由，不止没有承担任何责任，还能反过来要求政府的救助，拿着纳税人的税金继续发放着天额的年终奖。《华盛顿邮报》的乔治・威尔对华尔街的作法做了非常精炼的总结，叫作 “利润私有化，损失社会化” 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让普通人对未来越来越缺乏希望，而个人主义让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也越来越难以形成连结来对抗资本，消费主义则提供了许多廉价的方式满足了人们自我关注的诉求。三个要素形成了一个吊诡的闭环，让人们在越来越不公平的现实下，却各自偏居一隅，通过消费与数字技术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自我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