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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哈尔滨领事顾临（Roger Sherman Greene II，1881-1947）和他在奉天、大连、安东及北京的同事们及时把日本趁鼠疫之机扩大对中国侵略的动向报告给华盛顿，引起了美国的重视和警觉。就中国东北局势做一个公正判断，得出日本 “失道寡助” 的结论，对一个普通美国外交官来说，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可接到报告的美国国务卿诺克斯深知，对日本做出如此负面的评价，顾临的内心一定承受了巨大痛苦，而这也恰恰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顾临是名副其实的 “名门之后”。他的曾曾祖父罗杰・谢尔曼（Roger Sherman）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是唯一一位在《大陆盟约》《联邦条例》《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四份重要历史文献上都签过字的 “国父”。顾临的名字也取自这位荣耀门庭的祖上。越是出生在官宦世家，越是对金钱和权力看得很淡。顾临的父亲放弃了各种从政和经商机会，在明治维新后来到日本，当起了传教士和英文教师，把《圣经》翻译成日语，在日本一干就是四十三年，直到去世。顾临在横滨完成了小学和中学的学业，和父亲一样，他精通日语，有着众多日本朋友，对这个第二故乡感情深厚。进入国务院后，顾临被派出工作的第一站是美国驻大连领事馆。虽然没能去日本，但由于大连已经在日本控制之下，顾临也就欣然接受。日本人知道顾临一家的来头以及父子二人和日本的渊源，对这位年轻的领事官敬重有加。一九一〇年，当顾临提醒美国政府注意日本的侵略动向时，他的父亲尚在日本工作。尽管内心很矛盾，但顾临本人已经开始和日本渐行渐远。一场大鼠疫改变了他对中国和日本的看法，也改变了他对医疗卫生和外交工作的认识，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向。自西奥多・罗斯福当政之日起，美国就力求平衡日俄在中国东北的力量，这也是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在东北的具体体现。及时插手两国争端，调停日俄战争就是罗斯福当年制衡双方的关键举措。如今日本势力渐强，不断侵夺东北地方的政治权力，清政府心急如焚，美国也不甘坐视，而力不从心的俄国人更是希望把水搅浑，借他人之手限制死对头日本的发展。中美俄三方很快达成共识，国际社会坐下来讨论鼠疫防治是当务之急，清政府加强公共卫生权力以遏制日本的蚕食更是迫在眉睫。对于召开国际会议的想法，日本一边抵制，一边放出话来为其过激的防疫措施辩护：中国医疗水平低下，公共卫生事业落后，医疗人才匮乏，何德何能来组织防疫？又如何能领导列强召开学术和外交会议？这些借口看似强词夺理，却句句戳中了清政府的软肋。不过，日本也害怕会议真的开起来，自己反被孤立，忽然又改变态度，对召开国际鼠疫防治大会表示欢迎，并宣布派出医学权威北里柴三郎率团参会。中美双方都意识到，短时间内解决日本提出的这些宏观问题不切实际。只有就事论事，针对鼠疫防治展开讨论，清政府或许还可以临时抱佛脚，与日本在医学交锋时打个平手，保住东道主的面子。但北里柴三郎的出现，又令形势急转直下，中美都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