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通过三次世代交替（戊戌时期、五四时期、1925 年前后）和四个内部分化，揭示知识分子群体如何在历史夹缝中寻找出路。晚清士大夫在鸦片战争炮声中惊醒，陷入集体性撕裂：魏源高呼 “师夷长技以制夷” 时仍追怀 “三代之治”；康有为一面解构儒家经典正统性，一面在《大同书》中建构儒教避难所；梁启超以 “新民说” 重塑国民精神，却在目睹西方文明危机后转身拥抱东方伦理。这种 “传统与现代” 的撕扯并非弱点，恰是知识分子在文明转型期的精神胎记。作者采用精神史的双线结构，既考察历史发展的精神逻辑，又剖析精神形成的内在肌理。他引入狄尔泰的生命体验哲学与布迪厄的 “场域” 理论，來论证所謂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既源于个体思想选择，更受制于体制内外、留学背景等文化场域。当 “语丝派” 名士风流遭遇 “现代评论派” 绅士做派，当哈佛留学生的审慎碰撞哥伦比亚大学圈的激进，代际冲突的本质实则是精神气质的殊途。五四运动章节堪称全书华彩。作者拒绝将这场运动简化为反传统狂欢，而敏锐捕捉到那一代人特有的精神症候：“既自信、又怀疑”。当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为启蒙划定理性边界，当周作人从 “人的文学” 转向 “闭户读书”，当鲁迅面对包办婚姻的困局，这些旗手们的矛盾轨迹暴露出启蒙理想遭遇现实时的无力感。书中对精神真空与信仰渴求的剖析尤为深刻。五四后的怀疑主义浪潮催生了普遍的精神焦虑，这种 “意义的饥饿” 恰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培育了土壤 —— 它既能满足认知需求，又可填补心灵信仰的空洞。而中共以 “精神父亲” 的感召力吸引知识青年 “到延安去” 的现象，揭示了政治选择背后深刻的精神动力学。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晚清时期要面临中国的文化传统面临崩溃的困境，要坚持儒家经典，要是要向西方学习的选择。洋务运动，和五四运动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的探索。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没有把中国领入新的纬度，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的迷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给他们带来希望。

“古与今”“中与西”“左与右”“上与下”。所谓 “古与今”，乃是从传统与现代的视角，考察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所谓 “中与西”，指的是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研究中国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历史差异与文化不同；所谓 “左与右”，是从政治或思想的视域，讨论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中的立场选择：革命左翼或自由主义、文化激进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所谓 “上与下”，意即从社会流动的视野，探究知识分子的分层与上下流动。这些独特的论域，如同瞎子摸象一般，丰富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认知，然而，作为对整体大象的把握，在古今、中西、左右、上下之外，是否还有一个盲点呢？是的，这就是 “前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