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洋人写上海开埠（1842-1937）的百年简史，因为出版的时间久远（1940 年），现在看比较粗糙，简单的概括，13 个享有治外法权的国家在上海滩建立 “冒险家” 的乐园（租界），所谓冒险家就是进口毒品（鸦片）+ 军火（天平军）赚得盆满钵满，出口生丝，东印度公司的冒险家将上海经营成他们的孟买，顶层的洋人大班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相伴相生的是为洋人服务的买办，服务他们的是满街的苦力，2 万白人被 400 万中国人舒服的伺候着，享受治外法权的无法无天，直到 1937 年日本侵入上海。本身用当年洋人的笔调，写了常大队长如何入主上海滩，革命军成为被收买的军阀，32 年的白银危机都值得一读，但限于当时的条件资料不一定准确，感受那时中国孟买的殖民地生活细节即可。

每日一书：《出卖上海滩》。《出卖上海滩》是建立在对于上海公共租界历史深层结构感悟基础上的抒情式的史话。这种深层结构是用 “上海宪法”、“上海架构” 和 “上海心理” 等概念展开。《出卖上海滩》并非是项美丽女士所批评的那样，只是一些道听途说的七拼八凑，而是建立在对于上海公共租界历史深层结构感悟基础上的抒情式的史话。这种深层结构，霍塞是用 “上海宪法”(Shanghai Constitution)、“上海架构”(Shanghai Scheme) 和 “上海心理”(Shanghai Mind) 这些概念展开的。所谓 “上海宪法”，指的是 1854 年英法美三国领事迫使上海道台接受的上海地皮章程。根据这个章程，公共租界的外侨租地人取得了对于租界的行政管辖等许多权利，由此形成了工部局及其颁布的各种行政法规。霍塞认为，“这个上海宪法，是最居心叵测、最为不祥、最现实主义的文件。乘中国政府内忧外患的虚弱之际攫取权益，这些有远见的上海绅士为未来几代上海绅士们的活动奠定了法律基础。他们为这座唯利是图、冷酷无情、寻欢作乐、放荡无忌的城市 —— 泥城的蓬勃发展，营造了合适的氛围”。他揭露，这个 “上海宪法”，“是从阿利国脑袋里蹦出来的产儿”，而工部局也由首任上海英国最高法院法官洪卑裁定，具备了 “主要的和实际的” 自治政府的条件。霍塞的判断和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 “上海架构”，指的是上海公共租界乃至法租界赖以成长和繁荣的基础。这个架构的法律基础，“一是各国领事对于其侨民具有排他性的裁判权；二是工部局对于中外居民都具有立法权和行政权”。这种领事裁判权和工部局的立法权、行政权虽然 “体制畸形，基础薄弱过时”，但依然运行得令大班们十分如意。这个架构的经济基础是，上海 “后院” 是长江流域广袤的腹地，凭借着上海租界的特殊地位，控制着半个中国的贸易，“攘利半壁江山”。霍塞写道：“上海位于江口，在亚洲大地奔流不息三千英里的黄色江流，浩浩荡荡地流到此地。这座城市便可吸吮扬子江带来的无尽财富，可以同两亿不知名姓的芸芸众生做交易了。他们占了中国人口的一半，上海的公共租界年复一年地经手着半个中国的贸易。巴麦尊时代精明勾勒的上海架构发生作用了。” 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海政治架构，则是由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十三个国家的侨民依其财产资格而获得选举权，并且主要由英美大班瓜分工部局董事会的名额，由此产生工部局的行政机构并且号令巡捕房和 “万国商团”。条约国家的侨民团结一致，则是 “上海架构” 的重要政治基础。“上海心理” 则是霍塞用来把握统治上海公共租界的大班，尤其是英国大班群体精神层面的一个概念。霍塞认为，“上海心理” 起源于大英帝国的非洲和印度的殖民地，但在上海外滩的英国总会画下了点睛之笔。这座建立在黄浦滩上的泥城，面对着四万万中国人，旦夕可能倾覆。因此，对于居住在租界的上百万华人，居住上海的四百万华人，全中国的四万万华人，上海的外国绅士们时刻戒备防范，时刻注意条约国家侨民的步调一致，来共同对待中国人。这种戒备和步调一致，自上海租界开辟以来的历次风浪中，都行之有效，形成了三代大班的心理定势和传统。他们依靠买办与中国人做交易，也只与作为买办的中国人打交道。当蒋介石公开反共之后，大班们即对这个买办政权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支持。但是，绝不会牺牲条约国家侨民一致行动的前提而与这个买办政权联姻。这种心理层面的分析，说明霍塞具有很高的悟性，而很难用是否符合学院派历史学的方法而论是非的。《出卖上海滩》一书，围绕着这三个核心概念，以生动的文笔叙述了上海公共租界形成、发展乃至走向末日的过程。在霍塞看来，1937 年 “八一三” 事变，是上海公共租界末日开始的标志，但这个末日的发生，则是上海公共租界赖以生存的 “上海宪法”、“上海架构” 和 “上海心理” 等各种条件都开始崩溃了。首先，租界华人要求参政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 “五卅” 运动之后，尤其是汉浔租界被中国政府收回，迫使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不得不让步，增设了华董的名额，初步形成了所谓外国人与中国人合作的新体制。许多禁止华人入内的公共场所也逐步有限地向华人开放了。其次，1932 年 “一・二八” 事变，日本 “第一次抛弃了大班们团结一致的旧帝国传统”。霍塞已经看到了德、意、日轴心国与英、法等同盟国侨民在上海租界上的深刻分裂，所以在下笔之时，对于租界将在 “四万万人” 的压力之下崩盘的前途，已有成竹在胸。第三，外侨的结构、地位和权利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大批白俄逃亡中国，加以因战败而失去条约国地位的德国侨民，总数达三万六千，日本侨民占到二万，英美侨民不过一万三，原来的上海政治架构，不仅难以代表整个外侨群体，而且发生了深刻的分裂，日本侨民要求增加董事名额的要求尤其强烈，在 1935 年的 “选战” 中，形成了 “白种人” 与 “黄种人” 的鲜明壁垒。租界外侨 “团结一致” 对付中国人的政治和心理防线已经坍塌了。1937 年上海抗战的爆发，只是加速了公共租界末日的到来。霍塞刻画了租界大班们 “上海心理” 的崩溃：他们知道，无论如何，一切都已经完蛋。如果中国人赢得战争，总司令的军队将日本人赶进浊浪里，也会把大班们与日本人一起赶走。在这样的胜利者面前，他们没有再讨价还价的余地。一个重获新生的国民党中国会赢得清朝官员和军阀想要而要不到的东西，根本不会有买办外交的希望了。他同时还描写了 “上海架构” 的崩溃：如果日本人赢，也没有什么希望。上海的地位是建立在它与内地熙攘的城镇、卑陋的乡村、集市和农田的联系上的，只要四万万民众居住的内地依然是中国的土地，上海架构就可以运作起来。如果日本军队占领了扬子江流域，上海每天的口粮都操诸人手，这座泥城就得看为着大阪工厂主而派出来征服一个帝国的褐色小个子们的脸色。他们可以施行他们的法律，流通他们的钞票，倾销他们的棉纺织品、机器设备，在外滩后院的富饶省份征收他们的捐税。流经上海的国际贸易和航运的大江大潮将化为涓涓细流，即使得胜的小个子还想利用上海商业设施的便利，即使他们利用这些商业设施就像他们利用缴获的坦克一样驾轻就熟，大班时代的荣耀也是一去不复返了。何况上海的最后一批银元已经装运到香港、去了伦敦；上海的贸易已经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口岸；上海的工厂已经迁徙到了内地、迁徙到了比较安全的城市。这些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座泥城，不再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它的繁荣也与它的神圣一去不复返了。在 “八一三” 抗战之后，日军在外白渡桥设立岗哨，要求所有通过的中外人等均须向日本哨兵行礼问候。在霍塞看来，这就是 “这座东方白人城市葬礼的序幕”。上海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迅速崛起为远东的国际性大都市，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罕见的现象。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上海的崛起？霍塞的《出卖上海滩》从公共租界的角度，对于中外人士普遍关心的这个问题给予了比较全面的回应。同时，他也揭示了公共租界生存和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准确地预告了它的最后结局。这样一部内在理路深刻而有序展开的抒情式的史话著作，虽然个别历史细节和认识判断上有所歧误，也缺乏不少论证环节，但其对上海公共租界历史命运框架的勾勒，无疑具有相当的真知灼见。这是它一问世便迅速成为风靡亚美欧三大洲的畅销书的重要原因。上海的公共租界，是西方殖民史上独一无二的列强共享的 “国中之国”，被称为 “模范租界”。霍塞以生动的笔墨描绘了这个租界中市容、环境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互相关系，揭露了这个 “模范租界” 背后的丑陋和欺压。初来上海的白人，上海民众大体温顺和气相待，但白人却自视优越，连传教士都说出这样的话：“狗见了洋人，除了少数尚未俯首帖耳外，没有对我们吠叫的。” 之后，白人对华人设置了一系列禁区，白人的酒店、公园、会所，不准华人进入乃至接近。霍塞会把你带进租界里华人的生活、工作的弄堂里，让你听打铁敲铜、沿街叫卖和算盘拨动的声音，带你到外滩和大马路上看成百上千人力车、手推车的奔跑，看车夫们汗流浃背的身影。他会带你走进工厂，看童工女工的烂手，简陋的工棚和恶劣的劳动环境。他还会带你到外滩，听岸边搬运工的呼号，看沿江林林总总的洋行大楼，告诉你那高耸入云的是沙逊大厦，那看起来有些破旧的 “外滩老女人” 是字林西报社。他会带你走进英国人的上海总会，告诉你那个远东最长吧台的席位座次。当然，霍塞也会带你去听外滩公园和兆丰公园里洋人举办的音乐会，带你走进大华、新华和老大华舞厅的舞池，甚至带你逛虹口的下等妓寮和 “血路”。护卫白人在租界作威作福的，有街道上巡逻的巡捕，有 “万国商团” 的常备军和条约国家的海陆驻军。华人苦难的地狱与白人享乐的天堂，在霍塞的笔下生动形象、有声有色地描绘了出来，让你如临其境，自然会吸引当时从未到过这个东方 “魔都” 的读者，也会让今天的读者颇受教益。《出卖上海滩》只是一个响亮的书名，是谁把这座白人城市 —— 上海公共租界出卖的？这是作者自己也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一个建立在中国的 “国中之国”，由于它自身的内在矛盾而分崩离析，最后在日本的铁蹄之下垮台，这本身就是它的历史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