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一种全球化视野，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特别是民国史研究的启发是多方面的，关联性、互动性与开放性视角带来的变化将涉及研究选题、方法创新与历史评价等。首先，全球化视野可以更好地帮助研究者发现有价值的关联性视角，避免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史学研究的碎片化是近年来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也是当前史学研究领域的困境之一。如何从整体史的角度更好地认识中国近代史与近代化，确实需要研究者具备全球化视野，因为全球化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存在。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在《全球化：来龙去脉》中指出：“全球性因素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而全球化，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指全球因素增加的过程。” 对此，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倡导历史研究要具有 “全球性眼光” 和 “总体历史眼光”，“世界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整体，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一整体中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以及互相碰撞和冲突…… 如果我们不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就不能够理解塑造世界史的诸种力量。” 只有具备全球化视野，强调历史考察的分析视角是全球性的，而非区域性的，才能更好地发掘有意义的问题意识，打碎学科封闭的藩篱，加深对中国近代化与全球化历史规律的新认识。其次，全球化与中国近代化研究的互动性视角，有利于研究方法的创新。俞可平曾指出：“全球化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向度，从而也在改变着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和分析角度，即使像历史科学这样一些已经发生的事件和人物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正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著名国际关系史学者入江昭倡导 “国际史” 取向，即 “超越国家的分析视角而把全世界作为一个研究框架”，除以解读政府间往来文电为主的传统外交史方法外，更加注重宏观历史，强调国家间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互动，强调内政与外交的联系，从多线角度综合权力、利益、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不仅是政府外交史，中外关系领域中的思想、文化、教育、社会、经济、宗教、艺术史等问题均可以借鉴这一分析视角与方法，观察中国近代化的世界意义，客观评估近代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最后，全球化与民国史研究的开放性视角，可以促进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知名汉学家白鲁恂曾评价北洋时期的社会变迁，“军阀时代的竞争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个案：这一时期的中国对意识形态与知识的多元化都持开放态度。国家也受到更加多元性与竞争性政治的挑战。” 近年来，在荷兰学者冯客看来，民国时期在政治、思想、市场等方面都是开放的，是与全球化紧密相联的。现代中国的制度、商品、思想、人员与世界不断交流，全球性的流动促使社会的多元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