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在梁启超所倡导的 “传播文明三利器” 中，报章的功业最为显而易见。近二三十年，不仅新闻史或出版史专家，连文学史家也都积极关注晚清以降的报纸、杂志与书局。时至今日，我们很难不承认：“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 从撰写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起，我一直关注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大潮如何开启了 “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以及对于报刊研究，怎么做才能趋利避害。至于学界其他同人之关注大众传媒，将其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勾连，更是硕果累累。相对而言，政论报刊最受关注，文学杂志其次，至于通俗画报，只是偶尔被提及。对于五四新文化人之 “发现妇女” 和 “救救孩子”，学界历来给予很高评价。翻阅《新青年》，确实有不少关注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的文章。如周作人的名文《人的文学》，提及在欧洲 “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至于中国，“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而鲁迅《狂人日记》“救救孩子” 的呐喊，更是振聋发聩。在众多论述中，我格外关注周作人的 “两种委屈”，以及胡适的 “三个标准”，因其最能说明那代人的学术视野及精神高度。1929 年 10 月，胡适作《慈幼的问题》，称有朋友对他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此文多有激愤之词，如 “中国三点之中，无论那一点都可以宣布我们这个国家是最野蛮的国家”；还有 “我们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把我们从这种黑暗的迷梦里惊醒过来”，理所当然地受到当局的严厉批判。但文章提及中国儿童的卫生以及教育问题，批判 “女孩在家裹小脚，男孩在学堂念死书”，称这样的国家没有希望，目的是揭发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对于妇女及儿童问题的关注，周作人起步早，持续时间长，且更有系统性。1921 年，周作人撰《小孩的委屈》：“小孩的委屈与女人的委屈，—— 这实在是人类文明上的大缺陷，大污点。” 此后，周作人不断敲打这个问题，称从 “写女人的态度” 是否自然大方，可评判文章或小说之优劣。此说大有见识，因为在男性中心社会里，对待女性的态度，往往可作为中国文人 “文明程度” 的标志。而在撰于 1945 年的《小说的回忆》中，周作人批评《水浒传》之憎恶女人：“写杀潘金莲杀潘巧云迎儿处却是特别细致残忍，或有点欣赏的意思，在这里又显出淫虐狂的痕迹来了”；更提及他为何很不喜欢李逵：“设计赚朱同上山的那时，李逵在林子里杀了小衙内，把他梳着双丫角的头劈作两半，这件事我是始终觉得不能饶恕的。” 对于毕生关注妇女及儿童命运的周作人来说，《水浒传》的残暴不能容忍；而其文章着力 “嘉孺子而哀妇人”，与眼下正热火朝天展开的女性主义或性别研究，思路并不一致。本文论述的重点在儿童，故暂且搁置 “女人的委屈”。荒江钓叟所著《月球殖民地》，1904 年起连载于《绣像小说》，已刊 35 回，未完。小说讲述龙孟华因报仇杀人而流落东南亚，后遇玉太郎驾气球自日本而来，于是随其飘游世界，历览纽约、伦敦、非洲、澳大利亚等地奇风异俗。其中巧遇月球人氏，梦游月球世界，主人公因而大发感慨：“单照这小小月球看起，已文明到这般田地，倘若过了几年到我们地球上开起殖民的地方，只怕这黄、赤、黑、白、棕的五大种，另要遭一番的大劫了。”（第三十二回）除了这点题之笔，小说精彩之处，还在于主人公驾气球回北京锄奸与救人，以及若干悲欢离合的故事。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5 年在《南方报》上连载了 11 回，1908 年由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完整的单行本。一反此前各种《红楼梦》续书通例，吴氏撇开林黛玉与薛宝钗，大讲贾宝玉进入 “文明境界”，随老少年乘飞车到处参观的见闻。有趣的是，创造此令宝玉赞叹不已的 “文明境界” 者，正是当年以 “经济话” 相规劝的甄宝玉。如梦初醒的贾宝玉，于是暗想：我本来要酬我这补天之愿，方才出来，不料功名事业，一切都被他全占了，我又成了虚愿了。此刻不如且到自由村去，托在他庇荫之下罢。（第四十回）历来为《红楼梦》做翻案文章的，没有比这更彻底的了。贾宝玉因其 “虚愿” 而被嘲笑，甄宝玉则因其讲求 “经济”—— 当然也包括 “科学”，而大受赞扬。同样赞美 “科学” 的短篇小说《空中战争未来记》，1908 年刊于《月月小说》，乃对译介科学小说情有独钟的包天笑所撰。小说幻想 20 世纪 10—30 年代，欧洲各国争霸，凭借飞艇展开空中大战。小说可能有所本，不过中间穿插几句 “此时吾中国亦雄飞于地球” 而已。有趣的是，故事讲完后，作者意犹未尽，于是又有了一段精彩的 “附言”：二十世纪之世界，其空中世界乎？试观方在初期，而各国之奖励空中飞行船者，不遗余力。苦心殚虑之士，尤能牺牲一切而为之。今岁观于海内外报纸所载，经营此空际事业者，尤也，世界文化日进，生民智慧日浚，上穷碧落，下彻黄泉，咸足为殖民之地。我知进步之迅，当不可以限量，则此一小篇者，诚非凿空之谈也。大致而言，“奇闻”“果报”“新知”“时事” 四者，共同构成了《点石斋画报》的主体。相对来说，早期较多关于 “新知” 的介绍，而后期则因果报应的色彩更浓些。尽管不同时期文化趣味与思想倾向略有变迁，但作为整体的《点石斋画报》，最值得重视的，还是其清晰地映现了晚清 “西学东渐” 的脚印。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格外关注画报中的 “时事” 与 “新知”，而不是同样占有很大篇幅的 “果报” 与 “奇闻”。因中法战事的刺激而创办的《点石斋画报》，对 “战争风云”“中外交涉” 以及 “租界印象” 等给予特殊关照，自在情理之中。除了事关国家安危以及黎民百姓的生死存亡最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还因画报的新闻性质在此类事件的报道中，可以得到最为充分的表现。《点石斋画报》存在的 15 年（1884—1898），正是晚期中华帝国的多事之秋。身处 “门户开放” 的最前线，上海的士绅与民众，自是最能体会、也最为关注与外国列强的接触。不管是关系重大的军事战争、外交谈判、租界协议，还是近在眼前的变动不居的华洋杂处局面，都与上海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到中日甲午海战的悲壮场面以及前因后果，小到租界里某次西兵会操或某领事捉拿赌博的过程，都在画家的笔下得到呈现。在这个意义上，郑振铎称其为 “画史”，一点都不过分。问题在于，当画家使用图像来叙述 “时事” 时，因表现手段迥异于以文字为媒介的新闻记者或历史学家，到底采用何种策略方能奏效。即使暂时不考虑图像与文字之间巨大的张力（这点详见下章），单是叙事角度、评判标准以及欣赏趣味，也都值得仔细斟酌。观察晚清的风景图像，“自西俎东” 是一种转移；从江山形胜到都市风流，也是一种转移。至于由大江南北遍地开花转为海上繁华一枝独秀，更是蕴含着时代风气的巨大变化。促成此风景转移的大趋势，看得见的是经济实力，以及若干有效的商业操作；看不见的则是意识形态的影响。至于那些或沉稳或激情的画家及文人，借助图文之间的巨大张力，也可以发掘乃至改变那些潜藏在风景中的政治意涵。画报中 “风景” 的呈现，并非只是技术层面的肖与不肖、工与不工；还包含制作者的立场与趣味。我在谈论晚清画报中的 “帝京想象” 时，提及帝京里那些辉煌的城阙与宫殿，可能是纯粹的风景名胜（如《万寿山》，但也可能隐含着若干历史的创痛以及民族的屈辱。举的例子是刊于《时事报图画旬报》第 2 期的《正阳门城楼》，作者除了称赞其如何雄伟壮丽，更提及：“逮庚子之役，联军入京，城楼遭毁，城墙炮弹之迹，或如蜂窝。”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这幅《颐和园》，作者固然抄录方志，推崇此地 “景物之美”，但更提醒读者：“当时建筑赀财，大半取之海军军费，合肥相国曾上疏力争，谏垣中亦有具折阻止者。” 甲午海战北洋水师之所以全军覆没，很多人归咎于慈禧太后的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了解这一背景，当能明白作者的忧愤。城市里的 “胜景图”，并非只是客观呈现，清初高岑编绘《金陵四十景图》固然有寄托，清末广州《时事画报》诸多画家的写山摹水，同样有关怀。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八景、十景、四十景，因时事变迁说不定很快湮没无闻；而当初平淡无奇的小山丘，也可能因某个突发事件而被永远铭记。在这个神奇的 “制造景观” 的过程中，画报可以发挥不小的作用。如辛亥年闰六月十一日广州《平民画报》第 3 册上有铁苍（潘达微）所绘黄花岗图，除了参松与坟墓，再就是作者题字：“七十二坟秋草遍，更无人表汉将军。此陈元孝先生句也，移题黄花岗，觉有韵味，读者以为何如？铁苍并志。” 这里用的是著名抗清志士陈邦彦之子、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陈恭尹的诗句，只是所怀并非号称七十二疑冢的曹丞相，而是刚刚安葬于此的广州起义七十二烈士。此图下面是叙事性质的《焚攻督署》图文，讲述 1911 年 4 月 27 日（农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黄兴等在广州发动起义的整个过程。当初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险奔走四方，请慈善机构出面收殓遗体，共得 72 具，合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并将其改名黄花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