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迪迪埃・埃里蓬的《回归故里》而读了他写的《米歇尔・福柯传》。 福柯（1926-1984）在我的印象中，最大的标签是一个哲学家，再就是一个同性恋者。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一个不一样的福柯。“他戴着面具而且经常更换”，最最了解他的杜梅泽尔这样形容福柯。这本书告诉我福柯他是一个学霸，他是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是一个文学家，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他是一个政治家....... 他是一位战士，永远精力充沛。 这本书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福柯的一生，讲述了他许多作品诞生的经过，他的广为人知的作品有《疯癫与文明》《性史》《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知识考古学》《词与物》等等。 西方哲学经典，对哲学家而言，是要加以批判超越的对象；对哲学工作者而言，是要像信徒捧读《圣经》那样加以信奉的宝典；对普通读者来说，则多少是难解之谜。福柯就是这样一位哲学家，纯粹的哲学家。他对精神病、对监狱、对性这些边缘课题的追根探究，太奇妙了。让我这样的普通人感到心灵的震颤。比如从影视剧中看到的对精神病人的治疗，那种残忍的方法怎么能得到家人的允许？以为监狱就是惩戒坏人的地方，可是好人与坏人的区分标准是谁指定的？性就更不用说了，在现在也是一种禁忌，为什么？ 米歇尔・福柯为什么会生出这样的想法？他在一次谈话中，透露了他青年时代的一些个人隐私：“当我试图追忆我的印象时，最使我惊讶的是几乎我的所有情感回忆都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我记得，1934 年，当陶尔斐斯总理被纳粹刺杀后，我首次感受到恐惧，这不会错。这件事虽然距现在已很遥远，但我还清楚地记得它给我带来的巨大震动。我想这大概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到死亡的恐惧。我还记得那些来自西班牙的难民。我相信我这一代的男孩和女孩的童年都是由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所造就的。战争的威胁充斥我们的生存天地和空间。不久战争降临了。这些事件给世界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它构成了我们记忆的质料。我说‘我们’，因为我敢肯定这一时期大部分男孩和女孩都会有相同的体验。我们的个人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或许就是我迷恋历史，迷恋个人体验和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件之间的关系的原因。我想这也是我的理论欲求的出发点。” 福柯用一个行动者姿态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完成他的一部部作品的。他曾是乌柏沙拉、华沙、汉堡的文化参赞；他曾是监狱情报小组的组织者；他曾作为记者，两次飞往伊朗；他曾组织人员运送医药物品送去波兰...... 也许是福柯生活的年代成就了他，战争、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东欧解放运动..... 他参与，他反思，他写书。 福柯的所有文字应该都围绕着 “知识 — 权力分析” 这一中心。应该有受尼采的影响吧。尼采提出 “上帝死了”，让人视为异类。福柯却直接提出了 “人之死”。所谓人之死，不是生命的消亡，而是主体的死亡，也就是社会利用知识与权力，将人从有灵魂的个体，改造成不再思考的驯服的肉体。社会从原始走向文明，付出的是主体死亡的代价；而社会所谓的文明，其实是蒙了遮羞布的原始和野蛮。死没有任何秘密，也不开启任何门。它是一个人的终结。在它身后留存的，是它留给其他人的东西，是长存在他们记忆中的东西。 —— 诺贝尔・埃里亚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