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陈寅恪此书最为难得之处，在于其并非秉持惯常的上层视角，而是以一个升斗小民的命运为核心，爬梳史料，抉微扼要，凝之则为阿云一人之生死，散之则见大宋之气象，以小见大，自下而上，可谓深得 “微观史学” 之精髓。蓬莱，位于胶东半岛最北端，是古代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北宋时期登州的州治。当时的登州，下辖四个县，分别是蓬莱县、黄县（今山东龙口市）、牟平县、文登县。熙宁元年（1068 年）以前，这里发生了一件凶案。《宋史》记载，登州乡下有一个女孩，名叫阿云。她小时候死了父亲，刚刚成年母亲也病逝了，主持终身大事的任务就落到族长身上。在她为母亲服丧期间，族长收了农夫韦大的聘礼，把她许配给了对方，过门的日子也选好了。古代婚姻，一切听凭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中的女子，只能接受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的命运。婚姻自由，只是神话故事和古典戏剧里的想象，连皇家公主都做不到，更别说生活在农村的阿云了。问题是，韦大长得太丑了，活脱脱一个登州版的武大郎。更大的问题是，阿云是一个 “颜值控”，史书上说她 “嫌婿陋”，也就是嫌弃未婚夫长得丑陋，但婚期已定，由不得她。为了摆脱这桩不称心的婚姻，阿云什么招数都用上了，包括一哭二闹三上吊，还给族长磕了好多头，额头甚至磕出了血，但族长就是不松口。于是，她在心里恨恨地说：“我就是死了，也不会嫁给他，让这个人脏了我的身子。反正我也没爹没妈，无牵无挂了。” 大宋建国后，对各州的马步院进行了改造，废除了以马步院牙校为判官断狱的惯例，改马步院为司寇院（后来改为司理院），由新及第进士、九经、五经及其选人中资序相当的官员，出任司寇参军 —— 后来改名司理参军，职责定位是审查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保留了原来的司法参军，职责调整为检索疑犯适用的法律条文。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鞫谳分司” 制度。简单地说，就是案件的审理（鞫）和判决（谳）相分离，各有分工，独立运作。这一点，类似英美法系中陪审团负责确认被告是否有罪，法官根据法律对罪犯量刑，“事实审” 与 “法律审” 相分离。宋朝的法医鉴定已经达到一定境界，湖南提点刑狱使宋慈系统梳理古代法医鉴定技术，结合自己的法医实践，编写了世界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并被钦命颁行全国，成为司法检验活动的指南。书中的验尸，四季尸体变化，自缢、溺死、杀伤、服毒等死状特点，共计 53 项内容，长期为后世所沿用。杨广一直背着 “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的骂名。显然，他被后代史家严重脸谱化了。实际上，杨广天赋极高，敏慧好学，富有想象力，喜欢大手笔，绝对没有史书中写的那么不堪，他所开创的科举制、开凿的大运河、完善的三省六部制、营建的东都洛阳，虽然耗尽了隋朝的精血，却也成为后来的大一统帝国享用不尽的资源。宝祐四年（1256 年），南宋录取了 601 名进士，其中平民出身的 417 名。《宋史》中列传的北宋人物，出身高官的不过四分之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成为可能，“取士不问家世” 成为宋代一大标志。可以说，是科举制创造了开放性的士人政府、流动性的平民社会和理性化的士大夫时代。宋朝开国后，士大夫们认为，天下为公，君主是国家的主权代表，但天下却非一人私有。台谏官方廷实曾经在上疏中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宋代能形成不支持君权独揽的制度，来源于开国皇帝的大格局、大视野、大胸襟，也是和后几任皇帝的明智、谦逊、克制分不开的。所以南宋文人施德操评价宋仁宗：“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 明代学者朱国桢则认为，三代以下，能称得上贤明君主的，是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司马光与王安石出场后，调阅了阿云案的卷宗、许遵的抗议书、三个司法机构的复审意见，尽管二人都承认阿云并非 “恶逆”，不适用十恶不赦罪，但基于对法条与法意的不同理解，双方的争论焦点，最后聚焦在三个问题上：一是谋杀已伤能不能自首，涉及对 “案问欲举” 的理解；二是阿云算不算 “故杀”，即对 “所因之罪” 的理解；三是 “谋” 与 “杀” 能否分开，涉及对刑名的理解。这个人叫宫崎市定，史学家，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他的原话是：“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王安石和司马光，一个是变法操作者，一个是变法质疑者，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如果放在今天，一定视如寇仇，不共戴天。但翻开《宋史》就会发现，二人的言行彻底颠覆了现代人的思维惯性。二人一直互为良师益友。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时与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他俩曾经一起在群牧制置使包拯手下当判官，是 “同僚”。对于阿云案，乾隆大笔一挥，御批了一段话，大体意思是：阿云谋杀亲夫，罪大恶极！虽然只是砍伤，并没有砍死，但谋杀行为已经实施，怎么可以让她侥幸活下来，因此逃避杀夫之罪？又怎么可以抓到了才招供，反而按自首处理？这段话有两个问号，但都不是设问，而是反问。第一个反问，意思是阿云属于 “恶逆”，即便婚姻无效，也要按恶逆处死。第二个反问，意思是抓到了才招供，居然按自首减刑，这算什么鬼逻辑？这一点，不但乾隆不明白，我们今天也不明白，因为按照今天的法律，抓住了，说实话，叫坦白；没抓住，来投案，才叫自首。而在宋代，县尉负责抓，推官负责审，在刑侦阶段说实话算自首，在审讯阶段认罪才叫坦白，不但比大清开明、慎重与细腻，也比现代清晰。特别是大清君臣多来自扬鞭放牧、弯弓射猎、挥刀杀戮的大森林和大草原，他们根本理解不了这种细腻，甚至认为这是画蛇添足和姑息养奸。

其实，知县根本没有权力审判她。在宋朝，县一级不设法院，由知县兼管司法。按照级别管辖的原则，宋朝的知县只有判决民事诉讼和杖刑以下轻微刑案的权限，徒刑以上案件须报送州一级判决，而阿云触犯的是恶逆罪和谋杀罪，因此知县无权对阿云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