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发展至今，其形态一变再变，其题材一再突破，却没有人敢说小说就此走到了头。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关注的根本话题是人性 —— 没有一本小说与人性无关。就算是所谓的动物小说，其实也是在隐喻人类。（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只要人性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我们便可以对根本上关注人性的小说艺术，建立一种稳定的分析理论。佛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便是以人性不变作为立论点的。　　既然承认人性不变，那么，几乎所有小说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抽离其写作的历史背景，将其放置在同一人性的水平线上观照。即佛斯特所说的，“将所有的小说家看成是同时在写他们的作品”。此种看法，最大限度地摒除一切与小说内容无关的因素，甚至连作者本人的人生经历也无视，仅仅关注小说本身。我们习惯了许多评论家，以作者的生平经历按图索骥，将其小说看作是其人生的某种反映或象征，而此种论调正是佛斯特最为反对的。诚然，无法否认作者的个人经验是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但评论家舍弃小说本身，反而以作者生平为主对号入座，是否是一种本末倒置呢？　　“一本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的感性敏锐，而不是在于它的题材优越。” 佛斯特如是说。小说要完成其对人性的观照，不能不运用作者的感性。换句话说，小说之所以能够打动人，是因为其情感足够真挚，感动了读者，使读者信服了故事中人物的所知所感，进而与其同喜同悲。比如作家阎连科的《情感狱》，正是其坚持小说要以情感为重的最佳体现。他在该书序言中反复说道，书中所写的经历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情感一定是真挚的。我阅读这本小说时，也曾几度被触动，体会到作者倾注于文字中澎湃汹涌的情感。小说之所以能达成表现人内心深处情感的成就，在于其虚构，虚构其能完全洞见人的内心所想，即其将思想观念发展成外在活动的方法。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绝不能看见别人的内心所想，但小说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佛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引用署名阿伦的法国批评家的话说，每个人都有两面，一个人的外在活动及可从其外在活动推论而出的内在精神状态 —— 属于历史范畴；另一方面则包括 “一些纯粹之热情，如梦想、喜乐、悲伤和一些不便出口或羞于出口的内省活动”—— 则属于小说的范畴。　　另外小说写作技巧的关键不在遵守几项死公式，而在小说家激励读者接受书中一切的能力。读者在意的不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而是这种观点转换和内在活动能不能令他们信服。如果我们说一部小说 “很假”，其实并不是因为情节太过荒谬，而是作者没有给读者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才是小说的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