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并非个体行动的简单叠加，也不等同于某种超越个体的神秘实体，而是一个由行动者通过反思性实践不断建构与重构的动态过程。安东尼・吉登斯的这本《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自 1979 年出版以来，一直被视作社会学领域的里程碑之作。四十余年后，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新版，再度引发学界对社会科学根本问题的关注。本书直面社会学中最基本的二元对立 —— 行动与结构的关系，即吉登斯所指的 “社会理论核心问题”。面对社会理论界学说纷杂、流派林立的 “巴别塔” 局面，吉登斯凭借其深厚的理论素养，系统梳理了从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到结构主义的思想传统，试图为当代社会理论寻找新的出路。吉登斯在开篇指出，当前社会理论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 19 世纪社会思想的遗产。他回溯社会学理论的源头，分析三位思想巨匠如何为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埋下伏笔：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结构体现为 “生产关系”，对个体经济行动具有强大决定作用；涂尔干通过 “社会事实” 概念将社会结构实体化，个体成为结构的被动承受者；韦伯虽强调 “社会行动” 的意义维度，为个体能动性保留了空间，却仍未能摆脱二元困境。吉登斯指出，这些古典理论家的共同局限在于未能突破 “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 的传统认识框架。为此，他提出以 “结构二重性” 为核心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既不将结构视为外在于行动的约束，也不把行动看作结构的简单产物，而是将二者视为同一社会过程中相互建构的两个维度。吉登斯对 “结构” 的定义具有突破性：他拒绝将其视为实体化的 “社会事实”，而界定为 “规则与资源的虚拟秩序”。他强调结构的 “虚拟性” 与 “在场性” 相统一 —— 结构并不独立存在，只体现于行动者的实践再生产过程中。在行动理论层面，他提出 “反思性监控的行动流”，将能动性置于更复杂的意识结构中，区分了 “话语意识”、“实践意识” 与 “无意识” 三个层次，并特别强调 “实践意识” 的核心地位。结构化理论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为理解当代社会现象提供了有力工具。它有助于解析 “内卷”、“体制化” 等现实困境，揭示制度如何通过日常实践隐形运作，剖析社会稳定性之下的内在张力与变革动力，拆解 “理所当然” 背后的权力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