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四位作者将美国近二十年的货币政策史解剖开来，层层剥离美联储政策逻辑的肌理，揭示货币超发与高通胀之间的必然联系。全书开篇锚定 2020 年新冠疫情后的无限量化宽松（QE），将其与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三轮 QE 进行对比。两次危机中，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分别扩张至 9 万亿美元和 4.5 万亿美元，但后者因财政赤字率仅 3.49% 且流动性外溢至新兴市场，未引发显著通胀；而 2020 年 13.56% 的赤字率配合现代货币理论（MMT）实践，导致 63.2% 的新增美债由美联储直接购买，M2 同比增速峰值达 26.9%，最终催生 1982 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胀。这种差异化的历史对照，将 “货币超发 — 财政刺激 — 供给冲击” 的三重绞索清晰呈现。作者对美联储政策失误的批判贯穿始终。2021 年 “暂时论” 的误判被归因为职业风险规避下的选择性失明，而 2022 年 525 个基点的激进加息则暴露货币政策滞后曲线的代价。书中特别指出，2023 年美国 CPI 回落至 3.4% 的表象下，潜藏着生产率低迷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结构性矛盾 —— 潜在产出预估下调导致 “低增长、低失业、高通胀” 的悖论局面，恰似 1970 年代滞胀的当代复刻。这种分析跳出了简单归因通胀的窠臼，将货币政策置于更复杂的经济系统网络中。而中美的政策博弈是另一条叙事暗线。第五章揭示两国货币政策错位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2022 年美联储加息周期中，中美利差倒挂导致资本外流压力骤增，外汇储备充足性成为关键防线。作者以 2023 年 9 月 A 股与汇市走势背离为例，指出现阶段人民币资产的风险属性已从 “避险” 转向 “风险”，这种转变对跨境资本流动监测提出更高要求。在人民币国际化议题上，理性克制的笔调尤为明显 —— 既肯定 2021 年 SDR 权重上调至 12.28% 的进展，也警示数字货币浪潮下货币职能重构带来的新挑战。至于历史纵深感的构建，也是本书的显著特质。第四章 “二遍铃效应” 将 2023 年硅谷银行危机与 2008 年雷曼时刻类比，指出高利率环境下期限错配风险的传导延时性；第九章则将中国疫后复苏与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政策工具箱对比，强调结构性改革与短期刺激的平衡艺术。这种跨越时空的政策对比，确实让我们能更好的理解经济周期的多维坐标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