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自主：中国革命中的婚姻、法律与女性身份》。刘巧儿的形象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经历了一个演化过程，延安时期的故事作为婚姻改革和改进政府工作作风的样板，代表着边区政府在司法实践、社会改革和乡村治理方面的经验。尽管从 19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兴起一种告别革命的思潮，但是革命作为 20 世纪的重大文化与社会事件，在新的千禧年总是会一次次地被回顾。中外学者对中国 20 世纪的革命研究涵盖了中国革命中的国际关系、意识形态、方针政策、革命领袖、军事与战争、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中共与底层革命等方面。但是可能由于资料的局限，中共革命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即革命政权在地方的行政和司法实践尚未被深入研究。同时，这种实践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它在本土实践中所生长出的思想观念与文化符号对后革命时代的影响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书显示，20 世纪中国社会以及知识界接受了大量源自西方的外来词语（许多是经由日本输入的），而本土的社会革命实践不仅选择性地消化了这些外来词语，赋予它们新的内涵，而且创造出新的词语，例如 “自主”，这个词既是本土经验的结晶，又指导了实践，成为 20 世纪上半叶革命的重要产物，在 20 世纪中后期被继承并发扬光大，以至今日。本书对 “自主” 一词的分析显示，它的源流与变化正好与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过程交相辉映不论从思想主题还是从历史顺序的角度，本书都是我上一本书的继续，尽管两本书研究的对象完全不同，但思路一以贯之。上一本书研究中国的师范学校，以师范学校发展的例子说明西方中心论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产生的偏颇；本书则叙述中国革命的实践如何建设性地创造了本土的概念，又用以指导革命实践。许多师范学校学生受到 1930 年代革命思潮的影响，参加了中共的革命。当我寻找这些师范生在下一阶段社会革命中的足迹时，发现了 “刘巧儿” 的故事。这个故事激发了我童年的回忆，因为当时的许多联欢会上，评剧《刘巧儿》的唱段永远是保留节目，广受欢迎，刘巧儿因此成为社会主义女性在婚姻上自己做主的象征。查阅资料后我惊喜地发现，刘巧儿的原型 —— 封芝琴仍然在世！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考虑到她的年龄，我觉得对刘巧儿 - 封芝琴案例的研究刻不容缓，因为封芝琴的故事是一个乡村妇女在革命中改变命运的故事。于是在 2005 年我去甘肃华池县拜访封芝琴并做了第一次访谈。在那次采访的同时，我得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资料对外开放。于是对封芝琴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访谈以及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相关档案资料构成了本书的坚实基础。我要再次表达对封芝琴的感谢，她的故事是 20 世纪革命叙事的一部分。遗憾的是，封芝琴老人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病逝，未能看到她的故事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本书是对她深深的感激和永久的纪念本书的叙事主要以 “封张两家婚姻纠纷” 事件及其发展为线索，同时展示这一事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包含的社会、法律、政治和文化的含义。由于此一事件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行动主体，如果只是将其过程做描述性的呈现，则不能了解此一事件在不同时期表象下面的内在逻辑。所以我以第四章中 “自主” 一词的讨论为主轴来串联起这个事件在各个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展开，以期全书的叙事有一致的思想内涵。全书分为三个部分，随着这个事件在社会政治、法律和文化层面的展开，依次体现三个次主题，即婚姻、法律、女性观念的重建。

关注这本书，主要是对书名所吸引，既涉及到中国革命中的婚姻，又涉及到法律，待翻阅完序言部分，才知道原来本书是以发生在当年陕甘宁边区陇东地区的 “封张案” 为研究对象。顿时非常感兴趣。看完有几点想法，首先书中曾提及民主问题。对此我理解是西方式的民主只是民主的一种，为什么全世界的民主都必须是美国所倡导的那样民主呢？在不同的阶段，民主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按我的理解民主一词它是动态的。因此民主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它会有不同的民主表现方式，比如说在我们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主与美国的民主肯定会不一样，美国的民主是在经济高度发展了后的民主，而我们的民主是在普遍全面落后的情况下的民主，所以民主对于老百姓来讲，他们对民主的需求跟美国人民对民主的需求显然是不一样的。其次，任何审判方式的产生，都是必须是符合当下的，只有符合当下和老百姓的需求，才能查明事实和问题。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这么一套新的法庭调查和审问的模式，因为在当时老百姓没有多少文化，文盲绝大多数，更别论什么有没有法律知识，又在父权的影响之下，女儿作为家人、我必须要考虑到孝顺的要求，所以好不可能出现当庭与父母对质，也不可能在父亲面前表达出不同的意见，这正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创造性所在。再次，对马锡五审判方式我们理解错误了或者说是偏颇了，在我们的印象中，马锡五审判方式是以便民即到田间地头的方式，作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神，而事实上，马西五审判方式的精髓在于它是一个有灵活性的形式和法律的原则有机结合的审判方式。同时，在书中肯定陕甘宁边区 “情理法” 问题，雷经天院长说” 法律是人情与道理的结合”，而谢觉哉则认为 “法律是合乎人情的”，马锡五则在 “封张” 案的判词里出现了要将当地的风俗习惯与法律的革命原则相结合。所以从 1940 年代开始，出现了情理法平衡的说法。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要去研究 “人情” 问题！什么是人之常情？其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适用？适用的范围有限制吗？等等。最后，在陕甘宁边区司法部门进行推广调解，通过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和乡绅军进行调解，主要并不是为了解决案多人少的问题，而是因为边区政府感觉到政权的稳定问题，因为在老百姓诉讼案件中主要是离婚纠纷、房产纠纷等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案件，而在这些案件诉讼过程中，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部分当事人会采取缠诉的方式，在缠送的过程之中他们会断绝提供给女方吃饭，这样便加重了政府的负担，而这时刚好是边区政府最困难的时候，于是想到了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