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先生是山西平陆人，一九一二年出生，一九三四年加入禹贡学会，受顾颉刚指引步入学术之门。那代学人做研究，骨子里刻着 “有用于世” 四个字。抗战时期他在重庆编书，山河破碎的现实中，沿革地理那套考据功夫显然不够用了 —— 光搞清楚历代疆域变迁有什么用？得让这门学问对眼前的国家有实际价值。这种朴素的使命感，贯穿了他一生的研究。这位历史地理学的一代宗师去世已二十五年，但他的文字还在不断重版，继续被后人捧读。这本书从《河山集》等代表作中精选篇章，近七十万字的体量，捧在手里沉甸甸的，内容更是如此。《大地河山》收录的文章，跨度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恰好见证了中国历史地理学从传统沿革地理转向现代学科的全过程。书中谈黄河变迁、论运河兴废、考长城分布、述古都沿革，每一篇都不是掉书袋式的堆砌。史先生强调 “文献记载与野外考察相结合”，这是他治学的一大特色。当年为了考证黄河第一次改道究竟发生在何时，他不光是翻书，还跑到现场去看沙粒、捡蚌壳，反复比对才下结论。这种功夫，书斋里的学者做不来。读这本书，最打动人的还不是那些考证结论，而是字里行间透出的问题意识。史先生关心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是因为五十年代这已经成了现实的治理难题；研究历史上的农牧分界线，是因为西北地区的土地利用需要历史参照。他晚年常说一句话：“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者，不仅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设计方案，还应揭露前人的竭泽而渔、留给后代人的恶果。” 这话放到今天听，依然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