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还是无知到穿着印有科特・柯本金发垂肩头像的 T 恤、听着约翰・列侬的 Imagine 直喊好听，却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所要表达的是什么，那么倒可以读一读张铁志的书。隔着东西方文化的界线，他将音乐之于普世大众的价值与意义倾倒出来，试图消除界线，让今世的年轻人们对时代之于文化的塑形和扼制以及音乐人的奋起抵抗的精神有所认知。

张铁志此前写过《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一书，他在书中说过：“流行音乐历史的本质是：一旦具有高度原真性，从某种青年亚文化胚胎诞生出来的创作开始广受欢迎时，这个创作者、这个音乐类型就会被商业体制吸收、榨干，直到缺乏活力而被抛弃。但是接下来又必然会有新的声音、新的亚文化在体制的边缘爆发。然后，他们可能又开始成为新的摇滚巨星，于是又有更多的唱片公司要搭上风潮复制这些音乐，接着这种新音乐又必然注定老化与死亡。摇滚乐中的政治反叛因子亦然，历史于是不断轮回……”。

他当初在台大就学时便已是学运潮中风口浪尖人物，后当过记者参过军，再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然而天性的不安份与对权威主流的质疑，使之对学院派牙塔式的命题研究觉无聊至极。而留学前撰写的《声音与愤怒》一书实则宣告他对青春摇滚岁月的挥别，却在台湾热卖一万余册，加印至第十版。到这本《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 U2 的抵抗之声》，延续了他作为乐评人和政治学者所秉持的良心与正义感。以上世纪初工运民谣歌手乔・希尔（Joe Hill）在工运动乱中被政府无情杀害作为开篇，以其骨灰让当代左翼歌手们分吃这一事例铺垫了立场：让抗议之声得以在音乐之喉传承、轮回。乔・希尔试图使音乐成为穿透工人阶级头脑的利箭，让真相与事实通过通俗易懂的歌词使他们深切感知，而这种音乐精神的深化则在接下来的岁月贯穿了摇滚歌手们的创作。

回溯整个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到现今的流行摇滚发展路程，作者不遗余力挖掘了几位深具代表性的人物及乐队，他们分别是伍迪・格斯里、皮特・西格、鲍勃・迪伦、琼・贝茨、约翰・列侬、帕蒂・史密斯、冲击乐队、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比利・布雷格、U2，也跟随他们的音乐历程串联起一幅西方社会政治变革运动史像。摇滚音乐源自最纯朴的现实主义题材的民谣，从皮特・西格弹着班卓琴反抗战争到对环保主义的支持，音乐以素朴的形态流传，时代以最坚实的臂膀搂抱着这些音乐，对政府的胁迫不招降不屈服，而是站在工人阶级、黑人权益、民主立场来呼吁和号召民众，仿佛已然成为这些人的使命与不二信仰。

历史的无情摧发出不同时代的抗议之声，上世纪 30 年代美国遭遇经济大萧条，再加上南方发生旱灾迫使数以万计移民迁徙至西部加州寻找 “美国梦”，阶级碰撞下劳工们命运的悲惨激发了美国作家斯坦贝克创作出像《愤怒的葡萄》这样的作品来，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 “被压迫者的代言人”，而伍迪・格斯里正像书中那个男主角汤姆・乔德，充满正义感和叛逆血性，他的歌也启发了后世年轻的音乐人，像众所周知的鲍勃・迪伦便曾亲自到医院看望彼时已卧病在床的伍迪，并演唱自己的歌曲给他听。伍迪的女儿诺拉・格斯里说：“在伍迪的时代，他是一颗滚石。但是那块石头最终停下来了，并且变成一块让他人可以继续前进的基石。” 后来她将父亲一些遗作交由当代歌手比利・布雷格谱曲重新演绎并问世。这恰好连接了上世纪与今世纪歌者的精神脉络，使他们的抗议之声由始至今都保持着公平、正义感，为底层呐喊、向权威示怒。

值得玩味的是这些歌者大多出身工人阶级，他们在体制掌控下无路跃入上层阶级，于是选择用声音用音乐替代阶层发出抗议，他们也许有一时出于冲动使音乐介入政治因素，也许一开始便将其奉为终身为之奋斗的带来，但或多或少都发出了时代所赋予的声音。鲍勃・迪伦和琼・贝茨等人于格林尼治艺术村时期的音乐创作曾围绕黑权、民权、核战，将人民所受的痛苦通过写实题材的歌词唱出来，使人们在面对血淋淋、悲惨的音乐意象时触抚内心的伤痛并提问罪责的由来。然而迪伦只坚持了两年时间，他否认自己的民谣歌曲介入政治因素并非是重蹈前人之辙，于是决定走向摇滚，他只代表自己，要推开前人设立的丰碑去找到只属于他的音乐。而曾经与他相恋并介绍他入音乐界的琼・贝茨却仍然坚持将抗争进行到底，至今七十高龄的她仍白发苍然矗立在舞台上，这一切终将有会 “随风而逝” 的一天，但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擂出的战鼓声却将永远响彻人们心间。

到列侬时代，二次大战后，嬉皮文化横行，当艾伦・金斯堡大声朗诵他的《嚎叫》，当 “垮掉的一代” 实践做爱不做战的精神时，越战阴影和核爆事件盘据在年轻人头脑中，他们反抗正统、讴歌性自由、反战、对官僚作风的深恶痛绝和对东方禅宗的皈依使当时文化呈象纷杂、芜乱、颓废。作为 “披头士” 乐队领唱身份的约翰・列侬遇到来自日本的先锋艺术家小野洋子，并在行为作风上大胆、创新，从最初介入政治的单纯乐观直到他介入太深以至尼克松政府对其的驱逐，及至他被疯狂的乐迷枪杀，列侬证实了音乐撼动政治权威的现实力量，正部分应答了张铁志在前一本书名中的疑问。确实，音乐不及政治受众面庞大，它充其量是一种精神动力和催发力，是对时代征状的剖析和从中找寻出路的火引，它受时代变迁中体制轮换的压挤并曲扭出一种抗争的姿态，然而却不能因此而改变世界、教唆政治去往既定的方向。这是艺术终极的虚弱之处，也是迪伦们另避捷径、列侬们最终回归的原因所在，但毕竟他们的创作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和觉悟。

在列侬同时期出现的还有 “滚石” 乐队，The Who 乐队，七十年代的诗歌摇滚帕蒂・史密斯、朋克乐代表 “冲击” 乐队、布鲁斯・斯普林斯汀、U2 等等，在形式上更趋向于多变，注重舞台呈现的多样化和独特性，然而他们歌唱的主题仍然与时代命脉相连，也呼应了新时代普世大众们的忧虑和焦燥情绪。音乐借以调侃和讽刺当下掌权者的荒淫无度，揭示赤裸裸的阶级矛盾，他们同情战争中受害者的遭际，并赞扬人类在天灾人祸面前所表现出的美德品质，像 U2 在 1998 年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的巡回演唱会上演唱《消失者的母亲》，20 多位母亲手持独裁统治时代牺牲的子女照片，在主唱波诺的歌声中轮流喊出子女的名字，极其震撼的打动了听众的灵魂。面对萨拉热窝战争中痛不欲生的受害者们，波诺们感到无能为力，唯有引用他们于灾祸面前的乐观面貌来呼吁和平。波诺曾就某些尖酸提问回答说：“我是先有良心后，才成为摇滚巨星”，这其实也说明：一个乐队生命力的长久与否同其所执信念的虚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你不能在音乐中伪装自己的良心，不能因为商业化演出的高收入而放弃自己对正义的诠释。

许多中国的摇滚乐手们看不到西方音乐人抗议之声里隐含的社会道德意义，跟着胡叫乱吼，实则并非 “时代的噪音”，倒像是工业化社会机械模式下空洞杂音，但仍然出现一些能呼唤当代人道德良知、讽刺体制下现存弊病的歌者身影，像崔健、左小诅咒等等，但毕竟音乐归属于艺术，意味着凭借现实力量创造出新生命，而这种生命是复杂式的、凝聚普世价值观并将永远存活的，它不是音乐人本身，也非政治、时代、战争…… 它离不开这些孕育它的胎盘，然而却显现它独特的个性、生命力。对应于时境它的反叛和独立使之与主流文化断裂，也在主流单一化音响中逆势发出不和谐的噪音，然而这样的噪音却使历史不致矫枉过正，也使个体声音代替了人类共性中对美德良知的认同，因此它的生命力远远超出了那些被限制的生命个体和政治时局。这大概就是乔・希尔离我们远去一个多世纪，而那些音乐人仍在唱着他的歌的原因吧 ——

昨夜我梦见乔・希尔
就像你我一样活生生地在我面前
我说：“可是乔，你不是已经死了十年了吗？”
“我从来没死，” 他说，“我从来没死。” 他说。

我不知道其他读者看这本书时带有的是一种怎样的情绪，或许是愤怒，或许是八卦，或许是游离，我们总是从自己的角度，想要去了解自己所不了解的世界。那句话怎么将的，路人的嘴里总是对别人生命的揣测。既然是揣测，那么就肯定不值得一提。是有多少愚蠢的人，干过这样的事情？

以往的摇滚著作里，要么是以纯乐评为主，从音乐构成、乐感、乐理上去介入，进行优劣评价；或者单独以乐队简史，艺人八卦见长，像是传记，又像是纯感官的野史。关于乐队和艺人的社会理想，政治抱负只是人物活动的背景底板。台湾乐评人张铁志，源于学习政治出身的近水楼台优势，在聆听摇滚乐的时候，致力于研究摇滚乐的泛政治学现象，以及摇滚乐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改变，在华语世界里树立了一个摇滚观察的新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