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伊斯兰》这本书的标题，似乎预示着本书在诉说一个 “落后而遥远” 地方的，与我们无关的外国故事。但这本书的小标题 “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 一定能让今天（不再无条件相信西方媒体）非西方普通人都心有戚戚然。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引进本完整保留了 1997 年原版增订本封面的一张照片：一位身着中东服饰的男人正用 AK47 射击（shot）远处的目标，而他身边一个西方的记者正用相机拍摄（也是 shot）这个射击者的形象。这张照片让我想到了 2019 年香港混乱时，一堆记者不顾满街的暴徒而齐齐将自己的镜头对准执法者们。不由得让人感叹一句：**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本书作者是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他不是穆斯林，而是一个从小接受的英美精英主义教育的西方式学者，但他却是仍然是一个终身的巴勒斯坦人民支持者和一个反殖民主义者。《报道伊斯兰》是他于 1981 年写作出版的小册，相比较于萨义德其他语言晦涩的学院派文学批评与大部头专著，《报道伊斯兰》为了批判美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伊斯兰世界的妖魔化宣传与抹黑，引用了大量（在当时看）充满时效性的新闻媒体观点与媒体语言，因此让本书相对通俗易读。这本小册子并不算是萨义德的 “不务正业”—— 在他看来，现代美国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报道与叙述只是他所批判的 “东方主义” 在 21 世纪的新一次返潮。所谓 “东方主义”，指的是西方世界对于区别于他们世界的 “东方” 的幻想，土耳其地区是 “近东”、中东伊斯兰世界是 “中东”，而印度乃至中国则是 “远东”。西方世界对于 “东方” 的想象，大多也只是投射自己的恐惧与喜好：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可以一边夸赞 “中华帝国” 的政治优越性，一边将伊斯兰国家的人民当作 “野蛮人”，这些几乎没有走出过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就是典型的 “东方主义者”。美国并不是 “东方主义” 的始作俑者，早至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发生冲突的中世纪，西方人就已经开始用 “善恶对立” 的基督教伦理观将不同于自己文化和信仰的文明视为可怕的竞争者。西方的知识分子有时候会用杀人不眨眼的穆斯林战士强调伊斯兰世界的可怕；有时候则会用风情万种的阿拉伯女子驯化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为自己所用，但无论如何，西方世界不可能真正接受伊斯兰文化存在的合理性。这样的文化隔绝也导致了西方世界文化观逐渐自满与傲慢：在西方人看来，自己的文化虽然基于基督教，却是一种普世的 “开放文化”；而伊斯兰世界虽然也是基于一神教，却是一种困在宗教中的 “封闭文化”。近代西方世界对外殖民的 “成功经验”，似乎为西方这一套 “东方主义” 提供了牢不可破的论据。美国作为白人昂撒基督教徒以殖民地为雏形建立的国家，自然继承了源自欧洲的 “东方主义” 的对外视角，但美国对于外来世界的冲击相比于他们的前辈，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假如老欧洲是一个满面沧桑的中年打工人，新美国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贵族大小姐。欧洲人虽然看不起伊斯兰世界，却也见识过伊斯兰世界鼎盛时期的真实实力，因此即使放大话也会留一些体面；而美国作为孤悬于欧亚大陆的 “岛国”，以萨义德的话来说就是 “美国对伊斯兰教的经验缺乏那种欧洲的具体确实（concreteness）”。美国为了石油干涉中东地区时，最初认为伊斯兰世界与他们的 “后花园” 拉丁美洲是同样地不值一提，因此早期美国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报道几乎可以说是大海捞针 —— 因为此时的美国完全没有感受到伊斯兰世界对自己的威胁。但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先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完全否定了美国价值观与政治体制；后又有伊拉克的萨达姆试图威胁美国在中东的石油霸权，美国作为基督教国家骨子中的 “十字军情结” 被重新激发，因此一时间，伊斯兰教成为了 “恐怖主义” 的代名词，中东地区也被美国塑造成遍地 “独裁者” 的人间地狱。美国对于伊斯兰世界的舆论战，用本书序言作者单德兴的话总结就是：“产业 — 官方 — 学界形成了宰制集团”。西方国家的政府与学界开始大规模炮制一些来源不明的，强调伊斯兰世界落后与恐怖形象的 “官方报告” 和 “专业研究”，在新闻媒体上，对于中东毫无了解的主持人和记者开始对于伊斯兰教的 “劣根性” 高谈阔论，大量引用西方（或者亲西方）信源的畅销书出现在报纸广告和书店推荐榜上，千篇一律地向西方民众宣传伊斯兰世界的 “黑暗真相”。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对于同处中东地区的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宗教极端主义暴行则讳莫如深，因为前者为美国提供石油，后者为美国国会提供游说资金。当然，也有少数真正忠于新闻伦理，试图还原真实伊斯兰世界多样性与复杂性的报道，但这些声音或是被身份政治的话语绑架为另一种宣传口号；或是因为团队资金不足而中道崩殂。从物质层面上看，新闻传播的舆论战只不过是一种言语上的 “自欺欺人”；但从精神层面上看，人类就是这样一种会被话语蛊惑和影响的生物。美国学术和媒体所呈现的伊斯兰世界是 “浅薄化、单一化、标签化、污名化、妖魔化” 的，最初这些话语只是用于欺骗民众。但在一个民众认知可以被轻易利用的票选制国家，这种宣传话语迅速变成了一种政策意义上的事实。从 “海湾战争” 的专业战争，到 “9.11 事件” 后的全民 “反恐战争”，美国开始将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对外的战争，美国内部的矛盾被不断转移到外部矛盾。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获得了可以与美国谈判的实力，但美国的价值观早已被 “圣战思维” 污染，故而陷入 “一个人对一切人” 的孤家寡人的国际局势。而在另一边，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也因为美国舆论战的阻碍而陷入困境，即使是被标榜为 “原教旨伊斯兰教” 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初也抱着与西方世界有限度合作的意愿。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以 “圣战” 的名义对伊斯兰世界进行各式各样的颠覆运动，伊斯兰世界的民众也逐渐同情乃至加入了宗教保守派的麾下。“伊斯兰世界” 只是一个模糊的定义，在伊斯兰政权下本来也有大量异质性的观点和亚文化群体，但因为西方舆论粗暴地将这些少数派划归为 “落后的伊斯兰传统”，这些原本可以为西方所用的群体也彻底失去了对于平等合作的意愿，伊斯兰主义的反对者或是出走西方世界，或是转投保守派；与此同时，一些原本落后于时代的传统被重新包装为了伊斯兰世界 “民族性”“独立精神” 的载体，例如女性头巾，如今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女性认为是自己身份的宝贵象征，伊斯兰世界在不断被攻讦的愤恨下，以一种 “自我预言实现” 的模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陷入了迷茫和无助之境地。作为一个活跃于 20 世纪末的文化批评者，萨义德在《报道伊斯兰》中给出了很多有前瞻性的观点：谈到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发展，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去迎合或者刻意反抗西方强加给自己的 “东方想象”，而应该建立一种基于现实的 “文化自觉”; 谈到以色列，他认为以色列被美国用来当做中东的 “现代化橱窗”；谈到美国的国际局势，他认为无论美国是否还能维持霸主地位，“今日世界上已有更多地区发展出政治自觉，因此比较无法满足于继续当一个卫星殖民地或唯命是从的盟国”；谈到媒体工作，他认为绝大多数西方新闻工作者只是一个个精于为 “危机或无条件的民族优越感” 服务的文字工人。萨义德痛批塞缪尔・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 是忽略历史的哗众取宠，他认为所有的知识工作者都应当 “将知识理解为某种必须去争取的事物，而且知识效力对象是人类和平共存与社会群体，而不是特定的种族、国家、阶级或宗教，否则我们的前景仍将黯淡无光”。萨义德于 2003 年死于白血病，不幸（或有幸）没有见识到 2022 年起新一轮巴以战争的再起与不断外扩。但假如萨义德仍然在世，我相信他一定会借助新媒体继续揭露和批评西方世界自古以来的 “东方主义” 式虚伪与狭隘，他也一定会以中国崛起期间的遭遇写作一本《报道中国》为他的 “东方学” 批评理论添砖加瓦。能够确定的是，在这本书出版三十多年后，我们有理由也有底气对萨义德所愤慨和失望的 “媒体霸权” 再说上一句：** 没你，并不重要，没有你，对我们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