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写的军阀史，军阀史我们是不怎么讲的。

每日一书：《中国的军阀政治》。中国传统政治系统是一个 “血亲”“利益”“观念” 三个要素所构成的有机体，把握它们之间的均衡运动将成为分析军阀之间相互关系的关键。中国军阀政治是农民起义运动之扭曲、变形的历史形态。生活在赤贫线以下的农民和游民，依赖超越自身的权威力量，以参加军队的形式维持生存的最低条件。“主义” 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信仰比起生存来说也降低了位置。换句话说，能保持一定生存能力的农民，仍受制于自给自足、天人合一的自然经济的约束，过着质朴、封闭、与世无争、清心寡欲的生活；而那些一无所有、富有野心和铤而走险的人则游荡于社会空隙之间，时刻在谋求意外的 “暴发” 机会。显然，军队是后一种人求之不得且得心应手的适当场所。正因为此，赤贫阶层的所有意愿和特征，都在军阀政治行为中暴露无遗，应当说，他们才是中国军阀政治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真正基础。中国民俗曰 “兵匪一家”，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诸如财产、传统、道德、责任和法制精神，这一切现代宪政所必备的基础要素，在军阀政治中不仅一概荡然无存，而且反而成为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任何一个稍微对中国现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1916—1928 年的中国具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那是一个 “军阀” 统治的时期；第二，那是一个混乱的破坏性时期。中国现代政治史对于这个时期的说明，只有很少的报道，往往是介绍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甚至比较专门的研究也往往不能对 “军阀” 的作用提供完全和确切的说明。造成这种空隙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复杂和混乱的情况，掩盖了这个时期政治角色的活动；同时，也缺少合适的工具书。因此，“军阀主义” 就成为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最薄弱的环节。某些学者考察这段时期时只注意传统的、合法的政治制度。他们承认在政治上存在有力的军事角色，但仍认为中国是一个单纯的政治统一体，中央政府是政治活动的中心。这种观点自然导致认为宪法、总统、内阁以及国会都是中国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稳定的，这种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华民国的基本结构及其发展。但困难在于，在中华民国建立 13 年以来，至少有四种不同的宪法，在它们颁布后不久就立即成为一张废纸。其他的法律和规章也很少显示政府的性质和职能。政治体制常有变动，在这段短暂的时期中，政府历经了君主制、共和制、摄政制等等变化。除了政治制度改变之外，仅在北方，在 1916—1928 不到 12 年的时间里，政府首脑改换了 9 次，平均存在时间不到 16 个月。在南方，“抢座位” 游戏的现象同样在国民党政府中发生。内阁也是同样地混乱和不稳定。1916—1928 年间，有 24 次内阁改组，26 个人担任过总理。任期最长的是 17 个月，最短的是 2 天；平均存留时间是 3～5 个月。内阁在位时间不长，不能制定长期的政策，而且，根据共和国的根本法，内阁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制定决议的机构；它是军阀将其意志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最驯服的行政工具。谈及国会可谓更有甚者，在公众眼里它比总统、内阁更不足为信。国会用不正当的办法产生，数次被中止职权，它成为一个完全腐败的、无能的、寄生的机构，充满了无聊的政客。20 年代，在国会内部，又分裂为亲北京和亲国民党两派，后来干脆在公众的蔑视中衰败。1923 年国会的许多成员接受贿赂使曹锟当选总统，这使他们得到了 “猪仔议员” 的绰号。很难把这些人当做重要的政治因素加以考量。以上简短的叙述足以说明，通过传统的、合法的制度去说明中国政治，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因为在这一时期中没有一个立于政权机构之顶峰的独立的中央政府，其中的各派军阀都轻视它。政治角色的行为，很少感到有必要遵守任何制度上的规定。最重要的决议不是由北京而是由地方政府独立决定的。在合法的政治制度的角度研究中还存在另一种可称之为 “两极路径” 的表现形式，这个路径强调这个国家中的政治分裂，亦即在北方，军阀是很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在南方，则处于高度的政治觉醒并结合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在谈及 “北” 和 “南” 两方时，他们认为中国有点类似 “两极” 的局面，即在两个政治地理区域之间存在着直接对抗。这种研究方法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它夸大了南方的作用，并把北方的政治军事力量看成是一个毫无区别的范畴。它还倾向于认为，南方的组织特征就是在这段时期中的大部分时间没有真正掌权。此外，以这种方法进行研究，使不少学者陷于许多争论，例如关于宪政和合法性问题，这对于大部分别的政治角色来说，最多只有一些附带的联系。“两极” 研究路径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其原因有四：其一，所谓 “北洋集团” 决不是一个统一和巩固的集团，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集团的成员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斗争；其二，南方同样为不断地出现内部的倾轧和骚扰，也不是一个统一的集团；其三，在这两个集团的重要角色之间经常有交叉的联合；其四，一直到这个时期的后期，国民党才在南方真正建立起一个坚强的根据地。它的早期存在是名义上的，无关紧要的。在这些年中，政治活动以某些关键的北洋军阀为中心，国民党的存在（或不存在）对北洋军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种研究方法更多地提供一种胜利者对历史的解释，却很难公正地判断北洋军阀在国民党成为强力角色之前，曾长期地控制着当时的政治局面。从作者所给出的示意图来看，从关系的复杂程度讲，“直系” 最为复杂，“皖系” 其次，而 “奉系” 最为简单。而在战争的实践中，越是简单的内部关系，其专制程度就越高，相对而言其军事效率也就越强。◆ 北洋成员不习惯高压手段。即便是袁世凯，当需要执行纪律时，也采取比较策略的办法。北洋成员把北洋系统看成是一个家庭。一个中国家庭的家长，既是严厉的，也是宽厚的，他不应该是凶狠的或喜欢报复的。更重要的，中国家庭重视融洽而讨厌公开分裂。第四章 军事能力：招募新兵◆ 军队对于人力的需求逐年增长。当发生大的战争时，这种增长尤为显著。战争造成了农村的极度贫困，同时也给军队增加了雇佣无家可归的贫穷人民的机会，这两种现象是紧密相连的。绝大多数的士兵由两种方法招募：强迫或利益刺激。一个军人可能用简单的抓壮丁的办法，或者让地方官完成定额，不过，强迫可能只占招募总数中很小的比例。因为充当士兵的人数往往供过于求。招募新兵的主要方法，是向他们提供稳定的职业和少量的津贴。无家可归的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一般都乐于当兵，因为这不需要特殊的技能。纪律性方面的训练◆ 有时，军官们故意怂恿吸食鸦片，因为一旦士兵们有了瘾，就会为了得到鸦片而留在军队，为他们卖命。有时，鸦片烟瘾能使一个军阀控制一大批人，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云南军队。曾与云南军队有多年来往的广西将军黄绍竑说，当云南军队去讨伐别的省时，往往发给鸦片以代替食物和津贴。鸦片烟瘾使官兵们的道德如此败坏，以致即使指挥官懂得了它的害处，他们也不能制止它。武器◆ 外国武器的供应在中国的内战中起了重要作用，与国内生产相比，外国是武器供应更重要的来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部分中国军队面临两个抉择：维持可怜的装备，或依靠外国武器。这个时期后几年中的大量损耗甚至迫使那些有自己兵工厂的军阀，如奉系，也进口外国武器。中国军阀之间的武器竞赛的决定因素是他们采购外国武器的本领。一方因得到大量的武器所造成的力量上的突然转变，常常使战争的结果出人意料并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特殊的收入来源。◆ 这样不负责任的做法，导致货币迅速贬值，信用破产。拿冯玉祥的情况来说，他的军用券只能在他牢固控制的地区内流通，即使是在那里，它的价值也逐渐降低到零。几乎没有一个银行有能力从票面上完全收回他们自己的货币。即使是最实在的货币，也要打相当大的折扣，有时折扣之大使货币实际上毫无价值。基于政治合法性价值的行为考量◆ 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信念之一，就是国家必须统一。人们把历史看成基本上是周期性的循环，即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是对中国历史的唯一说明，并列举历史上大量事实证明这一点。国家应该统一的原则得到全国从学者到农民的一致的赞同，成为一条毋庸置疑的信念。这个观点指导和规定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一个政治组织如果敢于违背这个全国一致赞同的信念，它就别想得到人民对其权威的承认。普遍地赞成国家统一，使所有军阀的合法性产生了危机，他们陷于既希望保持其政治独立性，又无法否认国家统一原则的矛盾之中。

民国的纷乱，其来有自。本书的梳理，条分缕析，脉络清楚。可释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