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和战之间的两难：北宋中后期的军政与对辽夏关系》。北宋君臣经常在和与战之间面临困难的抉择，相关的争议也与官员间的权力斗争相互联结，成为理解北宋政局必须考量的因素。至于从仁宗朝开始建立的武举、武学、民兵等制度，更成为延续至南宋的长期传统，产生的影响更为广泛，而不局限于政治与军事层面。就北宋的历史发展而言，真宗（968～1022，997～1022 年在位）在签订澶渊之盟后放弃以武力解决与周边政权的争议，转而以谈判换取和平，是影响国家政策走向的转折。长期和平带动经济发展与文教兴盛，成为许多文士引以为傲的成果。不过，即使和议产生的成效显而易见，北宋付出的代价也十分可观。在澶渊之盟签订之初，即有人质疑每年送出的银绢数量过多，宰相毕士安 (938～1005) 则回应说：“不如此，则契丹所顾不重，和事恐不能久也。” 对支持和议的官员而言，唯有巨额的经济利益才能吸引对方坚守和约，这是不得不然的决定。只是北宋政权既以汉唐的继承者自居，却无法效前朝之例，借军事力量压制周边政权，反而以提供金钱换取和平，不免带来屈辱之感。等到仁宗朝西夏国主李元昊自立为帝，不再对宋称臣，进一步损害北宋自居 “正统” 的地位，仁宗君臣乃企图以武力压制。不过，双方经历约四年的军事对抗，宋廷仍只能以岁赐换取西夏在名义上臣服，潜在的威胁并未解除。富弼在庆历四年 (1044) 上奏中指出北宋所面临的困境：臣深见二敌为患，卒未宁息，西伐则北助，北静则西动，必欲举事，不难求衅。通和则坐享重币，交战则必破官军，叛而复和，孰敢不许？擒纵自在，去住无梗，两下牵制，困我中国，有何大害而不为边患？有何后悔而长守欢盟？岁币虽能换取和平，但西、北 “二敌” 所拥有的军事优势，使他们掌握破坏盟约的主动权，若交互利用和议与作战两种策略，北宋将疲于应付。因此，若不能扭转 “交战则必破官军” 的困境，北宋政权势必陷于被动，难以长期稳固和约。有鉴于此，部分文臣倡议强化军力，并以 “复汉唐旧疆” 为号召，以 “拓境” 取代 “和戎”，改变受制于敌的现状。在对西夏开战之后，各种军事改革逐步展开。由于北宋的君主与文官多半缺乏从军作战的经验，往往依据史书所载的前例与兵书阐述的原则规划政策。设立武举和武学、编修《武经总要》与推动民兵体制，皆显示文官企图应用书本所习知识，来解决当前的军事问题。朝廷对军事的重视进一步带动士人对兵学的研习，而士人的 “论兵” 之风则培养出更多有志于军功的文官，持续倡议拓境的主张。发轫于仁宗时期的各种对外用兵的计划，在神宗朝落实为西向与南向的拓边行动。神宗因热衷于军政改革，除了推动 “保甲法”，全面落实民兵体制，也亲自整顿军队训练、组织与武器制造，并重视兵学教育。经过一系列的革新，神宗更自信于发动对外战争。不过，神宗君臣在作战的规划与执行上存在诸多缺失，即使宋军曾攻城略地，但未能达成预期的目标，反而造成巨大的人力与物资损耗，乃引发宋廷内部极大的争议，和议政策在神宗死后随即被提出。不过，主和官员希望借由归还神宗时代所得西夏领土来换取和平，却又以德恩的施予者自居，无法经由谈判对还地的范围达成协议，西夏的持续进攻最终迫使宋廷又重回武力对抗的老路。本书的主旨在探讨仁宗朝以降，北宋政府在 “强兵” 上的各种努力，及衍生而来的拓境行动。受到视宋代为 “文弱” 时代的影响，现代史家较少关注北宋政府的军事作为，也往往视 “弭兵和戎” 为此时期对外关系的特点。事实上，北宋君臣经常在和与战之间面临困难的抉择，相关的争议也与官员间的权力斗争相互联结，成为理解北宋政局必须考量的因素。至于从仁宗朝开始建立的武举、武学、民兵等制度，更成为延续至南宋的长期传统，产生的影响更为广泛，而不局限于政治与军事层面。就北宋的对外政策与军政改革而言，仁宗时期是重要的转折。随着文臣将影响力扩大至军事领域，通过以科举考试选拔武官，在天圣年间开始有制举武科与武举的设置。之后对西夏作战失利，激起官员、士人讨论军事，以求 “强兵” 的风气，新的军事政策陆续推行。武学的建置，府兵制的提倡，显示北宋文士应用从史书、兵书所学的知识，试图借学校教育培养理想的将帅，以 “兵农合一” 来解决募兵耗费财政又素质不佳的问题。最终的目的在以军力为后盾，积极对外拓境，改变受制于辽与西夏的困境。受这些意见的影响，神宗在即位之后，致力于军政改革与落实拓境主张，引发反对派官员的抗议。持反战立场者一方面担忧对外战争将造成物资与人员的重大损耗，进而导致政权的不稳，力劝神宗暂缓用兵。同时也警告，全面组训民兵将造成平民沉重负担，并增强其违法犯禁的能力，成为危害政治安定的威胁。但是，这些反对的论述既无法针对 “复汉唐旧土” 的合理性，进行有力的反驳；也未能对于受制西、北二敌的困境提出解决之法，因而很难压制拓边的声浪。尽管反对意见未能使神宗停止推动改革与拓境，相关争议仍反映出北宋官僚内部的分歧。北宋文臣的出身背景与知识素养造成他们与军队实务有所疏离，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也就不单考量对外作战的需要，而掺入内政与经济的因素。如此一来，官员在讨论政策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以致各持己见，很难妥协。以兵制的改革而言，王安石关注的焦点是如何裁减募兵以节省军费，神宗则想扩编民兵以协助固有的募兵投入拓边，文彦博等人则忧虑组织农民为兵将危害社会安定与统治稳定，强调募兵制没有调整的必要。争论的各方皆援引历史上的前例，以求合理自己的主张，民兵政策也在争议中几经反复。以至于民兵虽然成为延续施行至南宋的体制，却背离原有减募兵、省军费的理想，反而促成 “养兵卫民” 理念的形成，既合理化募兵存在的现实，也使统治阶层自认有理由向人民征收赋税。正由于强兵与拓边之举可以造成对外、对内的不同影响，而神宗与主战官员看重的是前者，反对派如司马光、文彦博等人从内政的角度立论，以人民未安、财政未丰为由，便难以动摇神宗用兵的决心。不过，神宗与主战官员如种谔、徐禧等人对西夏心存轻视，在拟订作战计划时低估对方反击的能力，直接造成宋军行动的失利。前辈学者在讨论北宋军事上的劣势时，较注重制度因素，将 “重文轻武” 的传统或募兵体制的缺陷，视为宋军表现拙劣的主因。若仔细分析神宗朝的对外战争，则出兵之前的策略拟订、作战时的指挥、将领的执行力可能更是关键因素。例如，元丰四年宋军攻抵灵州城下，却未准备攻城的器具，也缺少制造工匠，显然在事前疏于规划与准备。元丰五年，宋军在横山地区筑城，却未能对敌方的反击行动有所考量。等西夏集结大军围城，徐禧、沈括等人以鄜延一路之兵力敌对方一国之众，自是难有胜算。这两次作战的失败恐怕不应归咎于军队体制或将士素质，而是军队指挥管理的失策，神宗与主战官员对此难辞其咎。有志于边功的官员相互争夺表现的机会，在提出计划时以夸大不实的说辞吸引君主的支持，而神宗缺少实战经验，往往错估战场的情势，成为影响宋军作战的重要因素。宋军的大规模出击既无法达成预期目标，传统上视北宋为 “积弱” 的印象实无从反驳，只是我们仍应注意到传世资料所带有的政治偏见。为倡议弭兵反战，部分北宋文官对于宋军作战的记录有 “讳胜而言败” 的倾向，对外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被有意夸大。以元丰四年与五年两次对西夏用兵而言，前者出动的兵力之多远非永乐城之役所能比拟，但宋军在永乐城主帅沦殁、几乎全军被歼的结果造成极大震憾，以致后来的讨论反而聚焦于此役。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此次战败所造成的死伤数字日益夸大，甚至将神宗的死亡归因于此，这都是反战官员为求合理化对西夏和议所造成的结果。当反战官员在神宗死后取得参政之权，乃计划借归还神宗朝新得之地与西夏达成和议。主张弃地的文官并非基于作战上的考量，而是从 “夷夏关系” 的层面出发；主张 “华夏” 应借 “恩德” 而非武力，才能使 “外夷” 屈服。主动归还侵地，正是展现 “恩德” 的最好方式，将使西夏因感恩怀德而臣服。因此，元祐年间的弃地论与真宗朝初年因灵州已难固守，而倡议弃守的状况并不相同；实际上是对神宗只倚仗武力，不依循 “礼义” 的一种反弹。相对的，反对弃地论者则和之前的神宗一样重视作战的需求，珍惜兰州等新得城寨在边防上的战略价值，并以 “中国旧地” 来合理化对这些地区的占领。受反对派的牵制，宋廷最终虽宣布 “还地”，但范围仅限于米脂等四寨，西夏统治者对此并不满意，而企图以武力逼迫北宋交还兰州等地。由于主和官员虽反对战争，仍坚持华夏优于四夷的地位，以 “恩德” 的施予者自居，一厢情愿地期待对方全盘接受自己所提的条件，而不肯真正与西夏进行谈判，以致双方经过多年的折冲，仍重回武力对抗的老路。如此一来，神宗借着发动战争解决受制于敌的期待未能实现，而元祐朝主政者尝试与西夏重建和平关系也告失败，遂使北宋政府陷入和与战的两难抉择之中，主和、主战之争也成北宋朝廷中长期无解的争议。不过，尽管就军事层面，北宋军政的改革未能有预期的成果，所产生的影响仍然十分深远。武举与武学不仅在宋代成为疏缓进士科激烈竞争的重要管道，也为宋以后的各个王朝所继承，长期成为帝制中国选官制度的一环。同样的，民兵与募兵并行的体制长期延续，直到南宋灭亡。至于宋代君臣、士人对于军队体制的诸多讨论，不仅建立了军事制度史书写的传统，“兵农合一” 与 “养兵卫民” 也成为后世争论募兵、民兵优劣时经常援引的理念。由此看来，北宋军政改革的历史意义，不能只因其负面的结果而受到忽略。

事实证明，宋太祖赵匡胤时期的积极弹性防御策略，是有效的，从 979 年到 986 年，从满城之战开始，宋军利用弹性防御取得了一系列中小规模的胜利。毕竟，以步兵为主的中原王朝军队，很难通过主动进攻获胜，因为草原民族的骑兵拥有绝对的机动性，可以选择在最有利于自己的时机，在最有利的战场上和对手作战。 草原骑马民族的军事优势，必然转变成政治和外交优势：他们既可以遵守和约，享受宋朝送来的巨额财富，也可以随意撕毁和约，兴兵南下，进行劫掠。而宋朝只能被动应对，疲于奔命。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在之后历代宋朝皇帝和士大夫官僚眼里，都是难以容忍的。

现代战争的三个源头是巨额债务、极端贫富分化与经济冲击，其实还是跟钱和物资相关，那回过头去看古代社会，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当政治暴力激增的时候，民众对体制的信任肯定会崩塌掉，就会导致一连串的系统性危机，结果也很明显，会不断地徘徊在和与战之间，进入到一个无限循环的两难状态，在这个局面下没有一个人是受益者。所以要珍惜如今幸福的生活，战争社会夺取的不只是人们的动力和希望，还有无限的自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