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 1934 年在美国哥大留学时的博士毕业论文，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水利建设，很学术的一本书，现在来说没什么可看的，感兴趣的反而是作者本身传奇一生，潜伏在国民党内的中共经济学家，提出的法币和金圆券措施如同美国专家对苏联的休克疗法，都是致命一击。

近一周 (2.28-3.6) 最火爆的概念莫过于 “新基建”，几乎已经成为新冠疫情后中国经济的救命灵丹。
根本逻辑无非是 —— 经济增长乏力→疫情雪上加霜→需要进行 “逆周期” 宏观调控→信贷和货币双重刺激→政府投资拉动经济活力→基建立国。
最近半个月一直在和券商朋友讨论 “基建立国策” 的必然趋势，半个多月间未曾明朗的趋势，在最近一周变成现实。这可以说是中国独有的 “超大规模性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独家秘方。
光有 “超大规模性” 没用，美国、印度乃至地球村都具备超大规模性；光有 “社会主义” 也不够。唯独两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固有的经济动力基因就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了。这就涉及到了本书标题以及全书核心概念 —— 基本经济区。
按照作者的表述，基本经济区是那种一旦拥有便可掌控天下经济的地区。套用施展老师的观点，基本经济区有点像中国古代的 “农田 / 漕运交通枢纽”—— 凡是洪水治理集中区域都能形成肥沃的农业耕种区，而农业耕种区贡献粮食和税赋，成为农业的中华帝国稳定期。
作者在这本成书于 85 年前的书中用大量史籍文献说明了这个观点，其视角直接指向了中国革命的一个固有基因 —— 农民革命。考虑到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这本书的立论无论如何都根红苗正。不过，给我最大启发的却是本书中相对简略的部分 —— 既然基本经济区能够为整个帝国提供必需的人口、赋税等决定农业文明 GDP 供养，为何中华帝国都要统一那些注定经济薄弱的地区、追求大一统？难道仅仅为了满足帝国的虚荣吗？
事实上，本书最后一章第三个标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大型公共工程建设在中国受冷遇的原因”—— 小农经济、小国寡民，“公共” 显然是只属于皇家 / 官方的权利，那些为了满足公共事务 (例如国防军事) 需要的劳动力需求，如果一味增加农民的徭役势必激起民怨甚至民愤，帝王的残暴大多都来自于此，于是 “超大规模性” 的重要性出现了。
1，基本经济区支撑帝国所需的经济基本面，超大规模性使帝国能够在基本经济区与之外能够维持持续的劳动力和经济存量。
这就能够解释，为何唐朝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期间，唐朝中央政府几乎丧失了对帝国 50% 领土的直接管辖，却依然仅凭江淮地区税赋维持了统一。最重要的是，基本经济区维持的统一和稳定，还是帝国政治合法性的维系力量。2，超大规模性可以在存在多个基本经济区的情况下同时支持多个合法性政权，直到一个满足政治权利最大化的政权出现，完成国家统一。这一条在秦汉时期有用，在三国时期有用，在宋辽金夏时期管用，在民国和苏维埃政权时期同样管用。正是由于基本经济区的存在，超大规模性才可以成为 “多版本替代升级模式” 的支撑，施展老师所说的 “中原 / 草原二元塑造” 才有可能发生。
3，基本经济区和超大规模性之间的平衡，来自于商贸流通供应链，尤其是以漕运和骡马市为节点的商贸流通供应链网络。这张网络使全国分立的基本经济区能够形成一个整体，这是帝国官僚制度之下的一条隐藏副线 —— 官僚制度实施度支调度，商贸流通供应链网络完成转运汇通。

本书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动力学的概念，从水利工程入手追溯了基本经济区的发展。本书作者分析研究了大量地方志、水利专著，提出了一个基本经济区影响国家层面的理论，虽然本书成于 1934 年，却有着很超前的尝试，较过去的历史研究就史论史的方式，加入了地理、气候等因素的讨论，同时提出了以水利设施作为标准预测发展变化的逻辑，虽然水利与经济区间的因果关系从今天的研究看来往往是经济推动水利，但书中提出的水利设施的这一指标不失为一种独特的洞见，回看今天的历史研究，本书奠定了经济区域变化的基础，也可以说是将多因素分析应用到中国历史研究的开拓者，虽不及胡焕庸线知名，我认为本书的视野也颇有启发。
当然本书也逃不开常见历史研究专著的共同问题 - 过于看重自己主张的重要性，《过秦论》谈秦崩为 “仁义不施”，而本书谈秦灭是基本经济区的转变，可以看作另一种简单归因，虽然作者有时是为了强调自己的理论逼不得已，但作为读者一定要懂得给自己解毒。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作者还是当年中国共产党隐藏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工作者，是热播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主人公的原型之一。
以下是我的解读。
一、什么是基本经济区
本书所说的经济区实际上是指有内部经济往来的地理区域，受到地理因素的先天限制，加上古代农业社会先天的地方性和排他性，使得古代王朝的集权管理并非现代意义的完全向政治中心集中，而是想区域集中，因此出现了古代国家权力集中变成了对经济区的控制，而对古代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几个经济区域便是作者所说的基本经济区。
二、基本经济区与水利的关系和影响
在明确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后，作者指出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属性，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古代国家发展过程中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经济支点以实现分级控制的逻辑，以此分析中国历代王朝都有这样一个规律，为统治建立政治中心，而为了满足政治中心的生存需求，必须构建一个基本经济区，而以农业为支持的古代社会，水利就成了基本经济区建设的重要标志，从这里入手，以水利工程的变迁展示出了一个古代社会繁荣覆败的背后规律。
按照作者的逻辑将短期的动荡看作小周期，把经济中心转移作为一个大背景来看，就能看到一个中国经济史的 5 个时期划分，秦汉作为一个统一和平期，三国、晋朝以及南北朝是一个分裂期，隋唐是一个统一和平期，五代、宋、辽、金是一个分裂期，最后元明清时一个统一和平期，这期间基本经济区经历了从黄河中下游向四川与长江下游，再到长江流域，最后向河海流域（河北）转移的过程。
三、基本经济区的限制和思考
作者指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主要是为了研究从公元前 255 年到公元 1842 年的历史过程特别提出的，对此后中国被迫开发世界贸易后的情况不在适用，因为随着工业的发展，治水工程的影响力已经大幅下降，通商口岸作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重心已经成为新的区划中心，但久的地理格局仍然存在，而这时要继续使用基本经济区需要重新看待现实情境，就像长江流域仍然是经济主导的区域，但它已经不是本书中的基本经济区了。
历史研究是一个充满过度拟合的领域，基本经济区的假设也不能逃脱这样的传统，但是作者客观的态度和研究的方法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生产因素的影响往往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而在此基础上以地理区域为分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可以看作必然的结果，今天的几个经济带就承接了这套物理限制下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