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感悟：做人，第一，要多读书，要多读不同领域、不同视角的书，打开你的视野，不要把自己锁死在孙悟空用金箍棒划定的地圈里。第二，要多思考，独立的而不是人云亦云的，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客观的而不是主观臆断的，对大到整个世界小到某件具体事件进行评判。第三，要尽可能的走出去看看，小屋子里只有你的主观臆想，唯有在真实世界里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幼稚。第四，要把自己作为世界的一分子，爱这个世界，尽可能地为这个世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而不是袖手旁观、一味指责，自绝于这个世界。

施展老师的思考始终紧扣时代问题，有着强烈的现实感。从《枢纽》到《溢出》再到《破茧》，他不断推进 “历史学才是真正的未来学” 的思考。试着简单串一下施展老师这三本书的脉络：1. 在《枢纽》中作者指出，中国凭借其独特的超大规模性，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发展成为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之间的枢纽。作者在《枢纽》中预测，在不出现实质性技术变迁的前提下，全球中低端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使终局性的。2. 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出现后，网上满是中国制造业面临贸易摩擦的严重冲击，大量制造业工厂正在向海外尤其是越南大规模转移的消息。施展老师在 2019 年去越南做了调研后写了《溢出》这本书，得出的结论是：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事实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近几十年来商人秩序推动的经济空间与国家主导的政治空间日益分离，大胆预测，商人秩序很可能走到了需要重新站到历史前台的时刻。3. 疫情的到来，让整个世界几乎陷入停摆状态，《溢出》中的假说是否还能成立，在贸易战和疫情的夹击之下，未来可能向何处去？于是就有了这本《破茧》。在大洗牌的时代，一方面我们必须突破信息茧房对我们事业和格局的限制，否则只能活在自己的想象里无法理解真实的世界；另一方面既有的治理秩序已经难以应对新的现实，一种新的治理秩序（很可能就是商人秩序或者全球数字治理联盟）也正待破茧而出。施展老师一贯的观点之一便是 “历史学就是未来学”。学习历史，了解过去，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认清自己，理解何谓中国、中国在世界秩序中处于什么地位、中国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等等一系列问题。“记忆不是为了活在过去，它恰恰是为了朝向未来。通过记忆，认清当下的我们是谁、我们的所在、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才知道在一个波潏云诡、变动不居的时代，如何寻找通往未来的道路。通过记忆，一系列的‘此刻’进入了历史，它们也就进入了未来。”

每日一书：《破茧》。在大洗牌的时代，一方面，我们必须突破信息茧房对我们视野和格局的限制；另一方面，既有的治理秩序已经难以应对新的现实，一种新的治理秩序也正待破茧而出。“破茧” 一方面是对现实的诊断与回应，一方面是对未来的畅想与期待。抗战最艰难之际，国运已到谷底，若想能重新站起来，除非这个民族有足够强韧的精神内核。熊十力意识到，精神内核已崩，倘不能重建，此族必亡。如何重建？从我辈重新读经、再造精神内核开始！读经，看似是柔弱无用之事，岂不知，在一个族群危急存亡之际，这恰是最为刚健之事。老子有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正如约翰・多恩那首著名的诗里所写的：“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 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疫情期间发表了一篇题为《疫情与政治秩序》的文章。文中提出，应对疫情的关键能力在于三点：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力（state capacity, social trust, and leadership），也就是能胜任的国家机构、受公民信任和倾听的政府，以及具有领导力的政治领导人。就形成了现在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概念 ——“信息茧房”。推荐机制大大压缩了人们接触到不同信息的机会，人们迅速进入了单向度的信息茧房。人们不断接受着丰富的信息，觉得自己随时随地了解着世界，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因为自己总能看到感兴趣的东西，从而获得了舒适的错觉。信息茧房中看似营养丰富，实际上营养极不均衡：既有的观点不断重复，个人既有的价值取向和认知也在不断被强化，不同茧房之间的壁垒日益变深。渐渐地，人们越来越不习惯于和不同的观点共存，进行建设性的公共讨论的能力迅速下降。西方大规模外包的需求与中国的土地财政这两者的时间耦合才能解释中国经济在 21 世纪如此高速的增长。中国的制造业与西方的创新产业之间可以形成一个经贸循环，中国的制造业又与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之间形成了另一个经贸循环。在这两个循环之间，由于产业结构的落差，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和西方国家的创新产业无法直接形成经贸循环，必须以中国的制造业为中介。由此全球经贸就形成了一种 “全球双循环” 的结构，中国处在连接两个经贸循环的中间节点性位置，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成为 “枢纽”。海陆秩序的对抗史，就是海洋秩序不断获胜的历史。海洋秩序每获胜一次，就有可能把失败的陆地霸主拉到自己这一边，此时又会冒出一个新的陆地霸主，并且搞出一套新的玩法，但海洋秩序还是会获胜，再等待下一个陆地霸主的出现。于是，这个对抗史又可以说是海洋秩序不断扩展的历史。海洋秩序与陆地秩序的对抗史，又可以说是开放秩序与封闭秩序的对抗史，最终是一个开放秩序的国家不断获胜，并把过去的封闭秩序的国家拉入开放秩序，使其不断扩展的过程。宪法之外另有制约机制，制约着宪法中的潜在危险。最重要的制约机制有两个：一个是强大的社会，一个是人们的常识感和道德本能。所谓 “第一岛链” 困局，是指在西太平洋上，从日本列岛向南，中经琉球群岛、菲律宾，直到南洋群岛，形成了对东亚大陆的岛链围困；中国的海军如果不能冲出 “第一岛链”，便无从维护中国的海权。清教徒的政治抉择是拒绝命运 — 传统的束缚，在与上帝之约的基础上自我立法、自我治理。对他们而言，政治的基础是上帝赋予个体的道德责任，也就是自由意志，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应当自主决断、自我负责，而绝不应顺服什么命运 — 传统预先给定的框架。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 “我要做”，后者是 “要我做”。前者是不惜代价地自发集体行动起来，捍卫自己最珍视的价值，这是一种集体心流的状态；后者是被组织整合起来，需要精细复杂的监督与控制机制，很多资源会被消耗在这些方面。这些反体制的行为带来了大量的脑洞，全新的脑洞则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创新效应。这种效应影响极为深远，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系列最伟大的美国公司，比如英特尔、惠普、微软、苹果，都是在那个时代成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依托的是蒸汽机技术和工厂化组织技术，第二次工业革命依托的是重化工业技术和大财阀组织技术，第三次工业革命依托的是电子技术和跨国公司组织技术，第四次工业革命依托的是信息技术和分布式组织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