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抓住了 “再造文明” 这一主线，才能明白胡适复杂的一生中那些看起来有些矛盾的选择，都是在当时历史环境的一次尝试、一种努力。如此观点，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全对。在看到当时中国在思想上正处于新旧交替的空白期，胡适郑重确立当好 “国民导师” 角色、干好 “再造文明” 事业的志向。早期胡适一路高歌猛进，倡导白话文革命、新文化运动，倡导用 “评判的态度” 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试图将西方的实用主义与中国的考证传统结合，用科学的方法 “整理国故”，创造新的思想典范和学术典范，为中国新文明的诞生而努力。此时胡适的种种尝试和努力，无愧是对 “再造文明” 的生动诠释。哪怕晚期胡适与旧势力纠缠不清、意欲涉足政治宣扬主张等等，也跟 “再造文明” 有些关联。但 “再造文明” 是无法贯通胡适一生的，其复杂矛盾的面向也不是 “再造文明” 一词就能涵盖的住的。与 “再造文明” 对胡适一生影响同等重要的，还是他自身的 “多动症”—— 想法太多总要尝试。学术文艺领域开局优秀、起点奇高，却又想通过涉足政治做出贡献，涉足政治又不能全情投入、深刻到位。政治碰壁了，又退后学术耕耘，稍有起色又对政治蠢蠢欲试。即便在学术领域也尽显 “不安分”，《中国哲学史大纲》仅仅写完了先秦，《白话文学史》就写到了唐代，连《四十自述》也就写了一半，这些书都代表了很高的水平，却始终没能续写。无论胡适一生多么辉煌，始终都不是纯粹的一生。

一百年前，四民之首的士退出了中心，于是社会失去了重心，无数的人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思想资源，各路方案都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实验场上进行着。胡适希望再造文明，即寻找西潮冲击之下中国和中国人何以存在的基础。于是他 “讲学复议政”，最后发现，学没做到极致，很多书都是有了上卷没下卷；议政也很失败，不论是好人政府，还是流亡后的《自由中国》，皆不为人所喜。胡适仍在努力地尝试，尝试一切他认为有可能 “再造文明” 的方法。中国人很少以成败论英雄，否则诸葛亮、岳飞、关羽等人何以长期受人尊奉。胡适的事功可能并不起眼，但他的那种精神确是永远不灭的。直到今天，当我们在公共领域遇到了分歧，仍然缺乏一个有效的沟通机制，往往是双方自说自话，每一方都认为自己站在真理的制高点上，并且有很强大的信心支撑。更别提回避讨论，单靠几句表明立场的话语，甚至一来就开始辱骂。民粹、反智、意识形态成了最坚固的盾牌和最锐利的 “辩论武器”。士阶层的退出造成的重心的缺失，思想领域纷繁复杂的状态和相互的对立，不仅在当年，如今也是如此。胡适先生在寻找新的重心，或许也就是秦晖先生所言 “共同的底线”。无数的知识人在探索这条底线的时候，向着这条路的源头望去，会看到适之先生的微笑，他们也会报之以微笑。罗老师说，在这微微一笑中，便能想象胡适不灭而又永恒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