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中国增长放缓之谜》。与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形成的人口变量，如未富先老等，势必会影响工业化中后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因跨期经济主力储备人口的减少，导致国民经济高增长时间的缩短。作者从人口出发讨论中国经济问题。中国人口有两大结构问题，一是年龄结构，二是分布结构，分别对应计划生育政策和户籍制度。前者放开时间较晚提早结束了人口红利，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度扭曲，阻碍了要素大市场的建设，是收入分配不均等不平等现象的根源之一；前者过早降低了经济潜在增速，后者造成的扭曲让实际增速低于潜在水平。但一些观点有保留意见。首当其冲就是作者对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解。作者认为，中国是人口大国，不应当盲目推进技术进步，追求资本密集型产业，否则会导致严重的失业问题和劳资收入分配问题。这一点令我非常困惑，一是人口红利结束之后，经济增长新的增长点一定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加，将资本作为劳动的替代是时间问题；二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是稀缺资源，人均产出增加通常都会带来工资增加，这也符合人均教育水平提升的现实。如果作者认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导致失业和劳动力议价能力下降，难道劳动密集型的分配模式就倾向于劳方了？人口红利时代我们国家主打的可就是劳动力便宜，过剩人口带来的低工资也是 “优势” 之一。劳动密集型吸纳就业有一定道理，但毕竟未来一段时间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已成定局，大规模保留这类产业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其次，作者认为计划生育不该搞，或者说，限制太死，让人口红利过早消失。个人认为，人口可以是讨论经济问题的基础，但制度是关键。一个书友在书中的评论很能说明作者在计划生育政策上的认知问题，即他对人口的态度是一种新古典的态度，一句话就是市场永远会自动出清。如果人口多了，那家庭在权衡利弊之后，一定会选择不生，那么长期来看生育率会自然而然的下去；更极端的出清的例子是，人口猛增但资源不够，会带来饥荒等灾难淘汰过剩人口。总而言之，与市场自动出清一样，人口结构在漫长的时间中一定会有新的均衡，不需要国家强制干预，以一种不健康的方式终结红利。但是，谁愿意做那些被出清的人呢？经济学家很多时候是只问结果不问路径的。将计划生育归结为农业社会的人口恐慌恐怕也是站不住脚的，即便是从新古典经济学来看，经济增长也有赖于人均资本和资本积累，人口过快增长本身就会压制资本积累和人均资本提高，在资本匮乏的年代，将人口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避免不必要的出清成本，是政策应该做的事（当然，肯定会有人觉得这是 “致命的自负”）。

经济增速下行一种主要的论据为，2011 年时中国人均 GDP 按购买力平价达到 10000 多美元，按照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阶段来看，这样的人均 GDP 水平上，经济增长从 8% 以上的高速自然向中速甚至很快向低速调整。人口在市场经济中，其生育决策和行为，由其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决定；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阶段中，由于市场机制对人口生育的自然调节，其实人口也从 “爆炸” 式的高增长，转向低速增长，甚至会负增长。中国 1974—1994 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 1995—2014 年的经济增长率，两条曲线的波动方向竟然高度相关。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我们还区分了自主生育和计划生育，指导性计划生育和强制性计划生育，定义了经济主力人口，描述了由于计划生育形成的中国 “人口坑”。从一个长周期看，前面 “爆炸性” 增长的人口往往形成工业化中后期的经济主力人口储备，成为冲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强大动力。从人口增长变动的即期看，新增人口扩张意味着消费需要扩大，但是消费由抚养者或政府的转移支出实现，并且新增人口在一定的年龄之前不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经济领域；新增人口收缩则意味着即期消费需要的减少，原来需要由抚养者转移支付的需求市场被压缩。资本与劳动、技术与体力、富裕居民与低收入居民之间的关系看：一方面，产权清晰和市场调节，通过企业竞争，储蓄和资本积累及投资，技术进步，对经济持续的增长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越来越显示出向少数人集中和集聚的趋势，重大技术产业化也是由少数高端智力的人士推动，财富和收入分配也向着他们流动和集中。中国有 210 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位次不断前移，工业化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良性的推进。此外，中国还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现代化交通体系。等级公路、铁路、高铁、城市地铁等实现了超常规和跨越式的发展，输电、输油、输气等形成网络体系，高速信息网络系统也全面铺开和升级，为中国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和深化第二次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 30 年的经济上行最根本原因还是人口，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中国新生人口近 20 年的快速增长积蓄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和城镇闲置劳动力，而 1978 年开启的系列体制机制改革解除了这部分群体的束缚，比如暂住证制度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进城务工。同时开启的开放政策则正好迎合了世界产业链重新整合的机会窗口，使得中国剩余劳动力以廉价的成本优势嵌入了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制造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