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国民党的分析如此细致。通过王先生的论述让国民党的组织构架清晰明了得展现在眼前。是的，政党的运作，就像建筑一座城池。如何打好基础，选择什么样的材料，用什么样的人，设计什么样的图纸，都很重要。而国民党就是一个偏离了主设计师的中西结合瞎拼乱凑的一个畸形产物。远处看去，金碧辉煌。走近一看，地基不牢。打败他们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们自己一点点把国家让给共产党的。中央与中层、基层联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实现这些联动的制度设计和实践都很重要。本书介绍了国民党设计的制度虽有针对性，但难以实行。这里有一个如何在制度与实践间的误差值。如何将这种误差控制在最小范围是每个政党都需要努力解答的问题。

作者王奇生的核心观点是：国民党 1924 年效仿俄共组织的改组中，只学到了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形式，而没有学到其组织内蕴，导致国民党的组织实力相对于中国的统治规模而言堪称 “虚弱”。国民党空有独裁之心，而无独裁之力，只能称之为弱势独裁政党，是一个罕见的在执政初期就已经衰弱的政权主体，其历史命运必然是 “先天下之亡而亡”。在章开沅的序言里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个藤上结的两个瓜。” 言者指的是 “两者组织结构均模仿前苏联共产党”。在阅读 1924 年国民党改组内容时，我也曾多次感到其和中共的极大相似性，诸如党章内容（除了预备党员制）、基层组织建制对党员的笼罩性、以党治国、建立一支信仰三民主义的 “党军”，尤其是 “连以上设立各级党代表” 可以说还是中共三湾改编 “把党建在连队上” 的前辈。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法理组织上如此相似，那又是什么导致了国共结局胜负的区别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将本书内容的核心逻辑串一串，诸位就会发现历史是有其前因后果的，亦能体会到当时执政者个人对于局势的无可奈何，“古人” 们做出的选择其实已经是当时情境和个人水平下的最优解了。首先，1924 年改组是一场 “以三民主义为体，以俄共组织为用” 的限定在党务组织的技术层面上的改革，只学到了组织形式，而没学到组织内蕴。这就导致后面经常看到，组织条文上写的是一回事，组织运作实际上是另一回事。这次改组虽然对国民党自身的组织实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和 “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 的中共相比，简直就是战五渣。但是偏偏，国民党选择了和共产党以 “党内合作” 的形式联合，这是出于孙中山对中共的轻视，私以为也有孙中山急于求成想联合各方力量的原因。其时中共不过四五百人，而国民党堪称百万党徒，中共融入国民党，犹如滴水入大海。然而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发挥了作用，中共在组织运作和话语宣传上碾压了国民党：中共几乎包办了国民党的基层党务，垄断了革命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国民党大量左派青年选择加入中共，以至于 “国民党成了共产党的预备学校”，“容共” 变成了共产党 “容国”。这时候换了谁是蒋介石，都必须选择 “清共”，否则国民党就只能等着被中共兼并。但是由于中共完全承袭了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严密性，国民党根本不知道党内哪些是共产党员，于是清党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扩大化，成了个人攻讦打击政敌的工具。清党后国民党党员减少了至少 30 万，占比 1/3，其中大部分是左派进步青年。同时，由于国民党党力的虚弱，只能借助军警的力量进行清党，这也成为军权控制党权的开端。但是偏偏（再一次），清党时正值北伐高歌猛进，国民党取得了大量的地盘和权力，急需人才的供给进行管理，否则地盘保不住，仗也白打了。在损失 1/3 党员后，国民党只能选择大量吸纳新党员，滥征滥收甚至强制入党、集体入党，而此时加入的多是投机分子、腐化分子、旧势力人物和土豪劣绅，造成党内人才的逆淘汰，中下层党组织也被旧势力所把控。他们不信仰三民主义，不接受党组织的控制，加入进来只是为了维持其既得利益，执政后出于稳定政权的需要，越发不好进行大的内部改革，于是国民党日趋保守和落后。这之后又引出了蒋介石因不满国民党虚弱而 “另起炉灶” 搞 CC 系，搞力行社，战时搞三青团，导致国民党又深受派系斗争的内耗。四一二前后的历史逻辑 —— 思维导图人才问题始终是困扰国民党最大的问题，执政之初（1929 年），国民党普通党员仅 27 万（军队党员虽然很多，但没啥用，只是形式上履行入党手续而已），仅控制约 8% 的国土和 20% 的人口，到抗战前夕也仅能控制 25% 的国土和 66% 的人口（P357）。可见国民党虽然在法理上、组织形式、组织条文上显得 “党高于一切”、“以党治国”，但在实际运作中，国民党从来都不是，也未能成为一个能够控制国家、社会、政治的执政党。对于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实际运作形态，私总结为 “七个空虚”，更详细的内容请见全书内容的思维导图：一、 党员空虚：普通党员的供给达不到执政所需要的数量，党内人才逆淘汰导致党员的素质和形象大为下降。二、 党义空虚：四一二因 “违教” 导致党内意识形态大分歧，三民主义失去其意识形态魅力，执政期间没有理论突破。三、 党基空虚：试图 “代表全民”，结果哪边都不讨好，没有自己的 “基本盘”。四、 党权空虚：军政为里，党权为表。军权实际上控制着党权和政权；党政双轨，但实际政重党轻。五、 地方空虚：基层党部软弱无力，既不能指导政府，也不能控制党员，更不能领导民众六、 党利空虚：党员在政治录用上没有任何优先权和优势，党员无法垄断独占政治资源七、党和空虚：党内派系林立的斗争对国民党造成严重内耗。蒋介石党外 “另立新党” 的做法降低了国民党的地位，造成 “派系党化” 的斗争。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国共这对双生子结局胜负的不同，我的回答有以下三点：一、 体制缺陷：一个四不像的怪物，在组织实力上根本不是中共的对手自 1924 年改组，国民党将俄共（布）的组织形式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嫁接，但三民主义中的某些政治理念和蓝图又是基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体制而来的，例如对党员的吸收没有考察，党员的组织生活颇为松散；不允许基层党部干预控制地方政权，仅通过中央对政权做宏观的政治指导。这样一来，国民党实际是依据两个不能同时并存的政治架构拼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常年领导党务的陈果夫失势后在日记中感叹：“党的宣传为民主自由，党的训练为军事化，党的组织为学苏联，内部是中国的。如此东拼西凑，不成一套，如何是好？” 足见一斑。这样一个四不像的政党，倘若未遇到强劲对手，说不定倒也能勉强维持其统治，但是偏偏（第三次了），它的对手是既继承了马列主义政党内核，又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进行调整的中国共产党…… 二、 急于求成、本末倒置、骑虎难下国民党的急于求成在孙中山时代的 “毕其功于一役” 就已经埋下，“本来依苏联最初的建议，国民党应准备 5 年、10 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来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力量。待党权充实健全，并与民权相结合，奠立一个十分稳固的政党组织基础之后，再出兵北伐。” 在组织和人才准备均不足的情况下北伐，虽然取得了地盘和政权，却导致管理人才和管理能力严重跟不上。四一二清党后和抗日战争时两次滥征滥收党员，导致旧势力人物和土豪劣绅两次大量涌入，某种程度上是一种 “形势不等人” 的无奈之举，只能以此名义上收服旧势力，而不是实质上以其为革命对象将其打倒。另外，孙中山在改组时几乎照抄了俄共（布）党章，但惟独没有引入 “预备党员制” （1929.01 “三大” 时采用，1938 年废止），没有入党审查期自然可以更多地吸收党员，这也反映了孙的急于求成。这也反映出国民党高层在战略上的本末倒置，即看重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不注重自己有生力量的培养。弱势独裁政党的无奈和可悲之处，就犹如幼儿骑虎，尚不具备驾驭猛虎的能力，却又因急于求成获得了远超出其驾驭能力的权力资源，最后即使想要自我革新，也是骑虎难下了。它不可能砸烂整个党机器从头再来，因为这必将导致好不容易收服的权力资源挣脱甚至反攻，重伤甚至致死国民党；也不可能有时间去消化地盘政权，去慢慢培养人才直至实质上掌握全国，因为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不允许。最后只能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败，犹如一场旷日持久的慢性中毒。三、 高层领导的理论水平和执政能力均一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当时之中国自有其先进性，但放在近代整个世界里看，跟马列毛相比，则理论幼稚，不成体系，浮于口号理念，缺乏具体措施，难以从逻辑上解释社会，也难以从方法论上指导实践。蒋介石在政治和党治理论水平上更不如孙，对三民主义无所创建，实际是通过军权取得党权和政权。其军事水平又比不上毛这样的 “军事天才”、公认的 “战略家”，无怪乎失败也。最后一句话总结之，国民党还是输在了人。个人认为，任何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追根溯源都是先从解决人的问题开始的，因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只有人。所谓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规章条例等，不过是人用来解决问题的高级工具而已。这里的人，既指那些大人物的个人水平，也指普通民众的整体素质。回想这本书里，不肯学习俄共组织内蕴的改组是不是由孙中山所主导？党权受制于军权政权的局面是不是由于蒋介石醉心军事以至于忽视党务？派系林立的斗争内耗是不是源自蒋介石的制衡权谋之术？国民党基层党部的空虚是不是与其内部缺乏人才脱不了直接关系？国民党战后接收的急剧腐化是不是由于其党员素质早已消磨殆尽？由此可见，一个组织中，领导层的水平和人才的培养，是多么重要。

1. 孙子兵法说，能打败敌人的从来都不是自己，而是敌人自败。通俗的话讲就是：自己作死，才会死！这句话形容国民党太贴切，这也是本书的主要论证，集中一点就是：党治不行。2. 物必自朽而后虫生：败像首先是自己内部的溃烂，才会有外部的一击即溃。革新的力量很强大，但我们忽略了旧习惯的束缚，所以创新一定是伟大的，国民党死在了：旧格局的束缚。3. 企业经营的启发：事后诸葛亮容易，处于情境中做事情难，并不是蒋介石没有能力，我们只能说他不是时代的 luky dog！PS：历史是偶然，不是必然。